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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第一章 割得巧妙
第一章 割得巧妙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在七月革命后的那两个年份，是历史上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座山头，兀立在以前和以后的那些年份之间。它们具有革命气概。在它们中间，人们可以看到种种悬崖绝壁。社会集团、文明的基础、利益和利益的结合、法国古老面影的忽隐忽现，都在这些惊涛骇浪中，随着思潮、激情和理论的种种风暴，时而出现，时而又沉没。这种出现和沉没被称为运动和抵抗。真理，也就是人的灵魂之光，偶或也在其间放射出来。
这个值得纪念的时期轮廓相当清楚，现在离我们还不算太远，我们还能看见它的基本线条，尽管我们当时没有能够看得十分清楚。
我们将试图加以说明。
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民奋起建立第一个共和国。一八○四年，拿破仑建立第一个帝国。一八一四年，路易十八建立了波旁王室复辟王朝。一八三○，建立了有资产阶级王室领导的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建立第二个共和国。一八五二年，建立第二个帝国。一八七○，建立第三个共和国。这个故事所讲的时期属于复辟王朝。
复辟王朝是那种局面最困难、最错综复杂、最不容易理解而还最使人感到厌倦的中间阶段。那里有睡眠、鼾声、嘟囔声，有大动荡，也有困倦。一句话，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处在半醒状态。
这种时期是独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感到迷惘。在王朝初期，人民除了要求休息以外没有其他要求，他们只渴望享受安宁。他们只有一个野心，就是使自己矮小。这也就是说要使自己摆脱纷扰。至于轰轰烈烈的大事、大胆的尝试、宏伟的冒险、伟大的人物，感谢上帝，他们都已经受够了，再也容纳不下了。他们宁愿拿恺撒换取普鲁西亚斯，拿拿破仑换取伊弗雷国王。“多么善良的国王!”他们从天亮走到天黑，经过一整天的奔波，感到非常疲倦。人们跟着米拉波走，跟着罗伯斯庇尔走，跟着波拿巴走，已经走得很远。这以后，都想回家。大家嚷着要休息。
疲于奔波的积极性、精疲力竭的英雄主义、满足的野心、已经获得的利益，都要求得到一样东西：一个安乐窝。那东西，他们已经有了。他们得到了安宁、闲暇、舒适。于是，他们便安居乐业。但是，与此同时，一些事实出现了，要人们承认，同时也在门外敲着门。这些事实是革命和战争产生的，它们存在着，活着，它们有权在社会里安居下来，并且它们已经在社会里安居下来了。这些事实大多是为种种原则准备安乐窝的管家和勤务员。
因此，在政治哲学家们看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当寻求休息的人们同时要求得到安定。对于已经实现了的事实，他们要求有保证。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们是完全相同的。
英国的护国公政权（指克伦威尔政权）被推翻以后，要求从斯图亚特王朝得到保证，拿破仑垮台以后，法国要求从波旁王朝得到保证。
这些保证是时代的需要。人们必须把它们提供出来。当然，王子们会“提供”它们，但实际上是事物本身的力量把它们给予了人们。在这方面，斯图亚特王朝于一六六二年没有注意到一条深刻的真理，而波旁王朝于一八一四年竟连看也没有看到它。
早已被上天安排好要返回法国的那个家族，当拿破仑垮台时，他们竟幼稚到会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给予的，他们可以再把它收回。他们还想，波旁家族握有神权，而法国却什么也没有。路易十八签发的宪章中所作的政治权利的让步不过是神权的一个枝丫，是波旁王朝摘下来，为了取悦于人民，才把它施舍给人民，直到某一天，国王高兴，又可以把它收回。然而，波旁王朝也不应该因为赠送这一施舍引起人民不满而有所感受。
这个家族对十九世纪感到厌倦。他们对民族欣欣向荣的每一种表现都显出愁眉不展的神气。我们只消用一个庸俗的词，一个既通俗又真实的词来说，他们是一副嘴脸。人民看出了这一点。
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力量，因为帝国的雄姿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一个舞台装置，他们却不曾意识到他们本身也是由同样的手法端进来的。他们没有识破，他们也是在拿破仑被搬走的那只手指引下被搬进来的。
他们以为自己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们已经是过去。他们错了，他们只能算是过去了的一部分，而且法国的全部过去就是法国。法国社会的根基并不在波旁王朝，而是在国家里。这些深藏的和生气勃勃的根基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只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完全不在王座之下。
波旁王朝对法国来说，只是她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子，但却不能再成为她命运的主宰和必要的政治基础。人们没有波旁王朝也已经过来了，二十二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中间有个缺期；他们确实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他们总以为路易十七是在牧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统治，路易十八在玛伦哥（一八○○年六月十四日）统治，真是瞎想！自从有历史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盲目，把事实和事实所包含、所颁布的神圣权力完全置之度外的王子。所谓人间王权绝对不可能否认那种来自天上的王权。
一种极大的错误使这个家族重新拾起他在一八一四年“赐给”人民的，也就是他所谓的“让步”般的保证。这真是可悲！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收获。他们所说的我们的侵犯正是我们的权利。
等到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复辟王朝自以为打垮了波拿巴，已在国家里根深蒂固，也就是说，自以为强有力了，便突然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并且冒险作孤注一掷。一天早晨，他们昂然耸立在法兰西面前，声音高亢，否定了集体权利和个人的主权，也就是否定了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权利。这就是所谓七月敕令（查理十世于一八三○年七月颁布六条敕令，取消出版自由，解散新议会，限制选举资格等）。他们从此垮了台。
他们垮得合理。他们没有绝对反对一切形式的进步。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曾得到他们的资助。
复辟王朝时期，人民已习惯于在平静中讨论问题，这是共和时期所缺乏的；也习惯了在和平中保持伟大的气魄，这是帝国时期所缺乏的。自由的法国和强大的欧洲提供了令人欣慰的景象给其他各国人民。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有发言权，大炮在波拿巴时期有发言权，轮到智慧发言，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王朝。大风已经停息，火炬又重新点燃。高峰上，人们又看到思想的纯洁光芒在安静地照耀着。它是一个光明、有益而动人的壮观。在这十五年里，一些伟大的原则，对思想家来说非常古老，对政治家来说又非常新奇的原则，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切才能都可以担任一切职务，都已平静地在公共场所得到实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三○年。波旁王朝是使文明得以发展的一件工具，后来折断在上帝手中。
波旁王朝在垮台时是堂皇的，这倒不是从王朝本身而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看的。他们带着庄严肃穆的态度从宝座上退下来，不过这没有一点点威信。他们的那种进入黑夜的退隐没有给历史留下那种令人焦虑的严肃形象。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阴森的寂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震天的吼声。他们走了，那就是一切。他们摘下了王冠，却没有留下一点使人留恋的光晕。他们是值得敬重的，但并不显得高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缺乏那种代表厄运的庄严。查理十世在前往瑟堡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为方案，他那种在危难时还对礼仪问题斤斤计较的作法，显得比王冠即将破碎还要令人担忧。这种悲哀使忠于王朝的人和严肃的人感到灰心丧气。至于人民，却是令人敬佩的。一天早上，全国民众被一种王权的反抗行为用武器武装起来，他们感到自己力量很大，因而没有动怒。他们保卫自己、克制自己、恢复事物原有的秩序，把政府交还给法律，把波旁王朝流放出去。可惜啊!他们停下脚步!他们拿走了在那座保护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的老王查理十世，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地上。他对王室的人只怀着忧郁和谨慎的心情加以接触。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这是法国，是法兰西民族，是全法国胜利的、沉醉在胜利之中的法国。他好象想起了一切，并在全世界面前奉行起吉约姆·杜·威尔在“街垒战”那天说的严肃的话：
“容易掠取大人物们的宠爱和象一只鸟那样从一根树枝跳到一根树枝，由不幸的命运跳到幸福命运的人，轻率地向身处逆境中的王子显示自己是严厉的。对我自己来说，我始终尊敬我的国王们，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国王们。”
波旁王朝带走了人们崇敬的心情，但是得不到人们的惋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他们遭遇的不幸比他们自己本身还要大。他们消失在西方。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立刻有了朋友和敌人。一些人欢腾雀跃地跑向它，另一些人转过身去，各人的态度随各人的性格不同而有所区别。欧洲的王子们，在这黎明时刻，象猫头鹰一样，一开始都闭上了眼睛，直到后来才睁开眼睛准备恫吓。这种害怕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怒火也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怪的革命几乎没有什么震动，它甚至没有来得及给被战胜的王朝以仇敌的待遇让它流血。在专制政府看来，总希望看见自由自己诽谤自己，七月革命这次却犯了错误，它很可怕，但仍很温和，没有什么事针对它或反对它。最不满意的人，最愤怒的人，最战栗的人，都向它致敬。不论我们有多么自私和多么忿恨，一种神秘的尊重总是从一些事件中产生，人们感到有一个人在和一个高于人的力量共同工作着。
七月革命是人权推翻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充满了光辉的东西。
人权推翻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也正是来自这里，它的温和也是来自这里。获得胜利的人权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点在于永远保持着美好和纯洁。事实，即使从表面看是最必要的，即使同时代的人对它已经十分习惯，但如果它只作为事实而存在，如果它只包含那么一点点人权，或者根本没有，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就必然会变得面目全非，不干净，也许甚至变得面目可憎。如果我们想一下子知道事实能达到多么丑恶的程度，只要从几个世纪的距离看看马基雅弗利就行了。马基雅弗利，既不是一个凶神，也不是一个魔鬼，也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作家，他只不过是事实。这不光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是十六世纪的事实。他看起来确实丑恶，在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面前也正是这样。
人权和事实的争端从社会的开始以来就一直进行着。结束这场决斗，把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现实结合起来，以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正是哲人们的工作。CHAPTER I—WELL CUT
CHAPTER I—WELL CUT
一八三一和一八三二，紧接在七月革命后面的那两个年份，是历史上一个最特殊和最惊人的时期。这两年，象两座山头，兀立在以前和以后的那些年份之间。它们具有革命气概。在它们中间，人们可以看到种种悬崖绝壁。社会集团、文明的基础、利益和利益的结合、法国古老面影的忽隐忽现，都在这些惊涛骇浪中，随着思潮、激情和理论的种种风暴，时而出现，时而又沉没。这种出现和沉没被称为运动和抵抗。真理，也就是人的灵魂之光，偶或也在其间放射出来。
这个值得纪念的时期轮廓相当清楚，现在离我们还不算太远，我们还能看见它的基本线条，尽管我们当时没有能够看得十分清楚。
我们将试图加以说明。
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民奋起建立第一个共和国。一八○四年，拿破仑建立第一个帝国。一八一四年，路易十八建立了波旁王室复辟王朝。一八三○，建立了有资产阶级王室领导的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建立第二个共和国。一八五二年，建立第二个帝国。一八七○，建立第三个共和国。这个故事所讲的时期属于复辟王朝。 复辟王朝是那种局面最困难、最错综复杂、最不容易理解而还最使人感到厌倦的中间阶段。那里有睡眠、鼾声、嘟囔声，有大动荡，也有困倦。一句话，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处在半醒状态。
这种时期是独特的，常使那些想从中牟利的政治家感到迷惘。在王朝初期，人民除了要求休息以外没有其他要求，他们只渴望享受安宁。他们只有一个野心，就是使自己矮小。这也就是说要使自己摆脱纷扰。至于轰轰烈烈的大事、大胆的尝试、宏伟的冒险、伟大的人物，感谢上帝，他们都已经受够了，再也容纳不下了。他们宁愿拿恺撒换取普鲁西亚斯，拿拿破仑换取伊弗雷国王。“多么善良的国王!”他们从天亮走到天黑，经过一整天的奔波，感到非常疲倦。人们跟着米拉波走，跟着罗伯斯庇尔走，跟着波拿巴走，已经走得很远。这以后，都想回家。大家嚷着要休息。
疲于奔波的积极性、精疲力竭的英雄主义、满足的野心、已经获得的利益，都要求得到一样东西：一个安乐窝。那东西，他们已经有了。他们得到了安宁、闲暇、舒适。于是，他们便安居乐业。但是，与此同时，一些事实出现了，要人们承认，同时也在门外敲着门。这些事实是革命和战争产生的，它们存在着，活着，它们有权在社会里安居下来，并且它们已经在社会里安居下来了。这些事实大多是为种种原则准备安乐窝的管家和勤务员。
因此，在政治哲学家们看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当寻求休息的人们同时要求得到安定。对于已经实现了的事实，他们要求有保证。保证对于事实，正如休息对于人们是完全相同的。
英国的护国公政权（指克伦威尔政权）被推翻以后，要求从斯图亚特王朝得到保证，拿破仑垮台以后，法国要求从波旁王朝得到保证。
这些保证是时代的需要。人们必须把它们提供出来。当然，王子们会“提供”它们，但实际上是事物本身的力量把它们给予了人们。在这方面，斯图亚特王朝于一六六二年没有注意到一条深刻的真理，而波旁王朝于一八一四年竟连看也没有看到它。
早已被上天安排好要返回法国的那个家族，当拿破仑垮台时，他们竟幼稚到会认为，那是他们自己给予的，他们可以再把它收回。他们还想，波旁家族握有神权，而法国却什么也没有。路易十八签发的宪章中所作的政治权利的让步不过是神权的一个枝丫，是波旁王朝摘下来，为了取悦于人民，才把它施舍给人民，直到某一天，国王高兴，又可以把它收回。然而，波旁王朝也不应该因为赠送这一施舍引起人民不满而有所感受。
这个家族对十九世纪感到厌倦。他们对民族欣欣向荣的每一种表现都显出愁眉不展的神气。我们只消用一个庸俗的词，一个既通俗又真实的词来说，他们是一副嘴脸。人民看出了这一点。
他们认为自己很有力量，因为帝国的雄姿在他们面前只不过是一个舞台装置，他们却不曾意识到他们本身也是由同样的手法端进来的。他们没有识破，他们也是在拿破仑被搬走的那只手指引下被搬进来的。
他们以为自己是根深蒂固的，因为他们已经是过去。他们错了，他们只能算是过去了的一部分，而且法国的全部过去就是法国。法国社会的根基并不在波旁王朝，而是在国家里。这些深藏的和生气勃勃的根基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只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它们完全不在王座之下。
波旁王朝对法国来说，只是她历史上一个显眼和流血的节子，但却不能再成为她命运的主宰和必要的政治基础。人们没有波旁王朝也已经过来了，二十二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中间有个缺期；他们确实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他们总以为路易十七是在牧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统治，路易十八在玛伦哥（一八○○年六月十四日）统治，真是瞎想！自从有历史以来，从没有过这样盲目，把事实和事实所包含、所颁布的神圣权力完全置之度外的王子。所谓人间王权绝对不可能否认那种来自天上的王权。
一种极大的错误使这个家族重新拾起他在一八一四年“赐给”人民的，也就是他所谓的“让步”般的保证。这真是可悲！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让步正是我们的收获。他们所说的我们的侵犯正是我们的权利。
等到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复辟王朝自以为打垮了波拿巴，已在国家里根深蒂固，也就是说，自以为强有力了，便突然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并且冒险作孤注一掷。一天早晨，他们昂然耸立在法兰西面前，声音高亢，否定了集体权利和个人的主权，也就是否定了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权利。这就是所谓七月敕令（查理十世于一八三○年七月颁布六条敕令，取消出版自由，解散新议会，限制选举资格等）。他们从此垮了台。
他们垮得合理。他们没有绝对反对一切形式的进步。许多重大的事件都曾得到他们的资助。
复辟王朝时期，人民已习惯于在平静中讨论问题，这是共和时期所缺乏的；也习惯了在和平中保持伟大的气魄，这是帝国时期所缺乏的。自由的法国和强大的欧洲提供了令人欣慰的景象给其他各国人民。革命在罗伯斯庇尔时期有发言权，大炮在波拿巴时期有发言权，轮到智慧发言，是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王朝。大风已经停息，火炬又重新点燃。高峰上，人们又看到思想的纯洁光芒在安静地照耀着。它是一个光明、有益而动人的壮观。在这十五年里，一些伟大的原则，对思想家来说非常古老，对政治家来说又非常新奇的原则，即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切才能都可以担任一切职务，都已平静地在公共场所得到实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三○年。波旁王朝是使文明得以发展的一件工具，后来折断在上帝手中。
波旁王朝在垮台时是堂皇的，这倒不是从王朝本身而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看的。他们带着庄严肃穆的态度从宝座上退下来，不过这没有一点点威信。他们的那种进入黑夜的退隐没有给历史留下那种令人焦虑的严肃形象。这不是查理一世那种阴森的寂静，也不是拿破仑那种震天的吼声。他们走了，那就是一切。他们摘下了王冠，却没有留下一点使人留恋的光晕。他们是值得敬重的，但并不显得高尚。他们缺乏那种代表厄运的庄严。查理十世在前往瑟堡途中，叫人把一张圆桌改为方案，他那种在危难时还对礼仪问题斤斤计较的作法，显得比王冠即将破碎还要令人担忧。这种悲哀使忠于王朝的人和严肃的人感到灰心丧气。至于人民，却是令人敬佩的。一天早上，全国民众被一种王权的反抗行为用武器武装起来，他们感到自己力量很大，因而没有动怒。他们保卫自己、克制自己、恢复事物原有的秩序，把政府交还给法律，把波旁王朝流放出去。可惜啊!他们停下脚步!他们拿走了在那座保护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的老王查理十世，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地上。他对王室的人只怀着忧郁和谨慎的心情加以接触。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这是法国，是法兰西民族，是全法国胜利的、沉醉在胜利之中的法国。他好象想起了一切，并在全世界面前奉行起吉约姆·杜·威尔在“街垒战”那天说的严肃的话：
“容易掠取大人物们的宠爱和象一只鸟那样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由不幸的命运跳到幸福命运的人，轻率地向身处逆境中的王子显示自己是严厉的。对我自己来说，我始终尊敬我的国王们，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国王们。”
波旁王朝带走了人们崇敬的心情，但是得不到人们的惋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他们遭遇的不幸比他们自己本身还要大。他们消失在西方。
七月革命在全世界立刻有了朋友和敌人。一些人欢腾雀跃地跑向它，另一些人转过身去，各人的态度随各人的性格不同而有所区别。欧洲的王子们，在这黎明时刻，象猫头鹰一样，一开始都闭上了眼睛，直到后来才睁开眼睛准备恫吓。这种害怕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怒火也是可以原谅的。这次奇怪的革命几乎没有什么震动，它甚至没有来得及给被战胜的王朝以仇敌的待遇让它流血。在专制政府看来，总希望看见自由自己诽谤自己，七月革命这次却犯了错误，它很可怕，但仍很温和，没有什么事针对它或反对它。最不满意的人，最愤怒的人，最战栗的人，都向它致敬。不论我们有多么自私和多么忿恨，一种神秘的尊重总是从一些事件中产生，人们感到有一个人在和一个高于人的力量共同工作着。
七月革命是人权推翻事实的胜利。这是一种充满了光辉的东西。
人权推翻事实。一八三○年革命的光芒也正是来自这里，它的温和也是来自这里。获得胜利的人权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点在于永远保持着美好和纯洁。事实，即使从表面看是最必要的，即使同时代的人对它已经十分习惯，但如果它只作为事实而存在，如果它只包含那么一点点人权，或者根本没有，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就必然会变得面目全非，不干净，也许甚至变得面目可憎。如果我们想一下子知道事实能达到多么丑恶的程度，只要从几个世纪的距离看看马基雅弗利就行了。马基雅弗利，既不是一个凶神，也不是一个魔鬼，也不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作家，他只不过是事实。这不光是意大利的事实，也是欧洲的事实，是十六世纪的事实。他看起来确实丑恶，在十九世纪的道德观念面前也正是这样。
人权和事实的争端从社会的开始以来就一直进行着。结束这场决斗，把纯洁的思想和人类的现实结合起来，以和平的方法使人权渗入事实，事实也渗入人权，这正是哲人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