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7. SOMEBODY TURNS UP

自从我逃走以后，一直没提起佩格蒂；不过，我当然一到多佛住下就给她写了封信，我姨婆正式把我置于她保护之下时，又写了封更长更详细的信。我在斯特朗博士那里安顿下来后，又给她写了封信，详告我的快乐情形和前途。我花迪克先生给我的钱时，从来没有像上次寄最后一封信时附上一枚金半几尼，偿还我向她借的那笔钱那样高兴。也就是在那封信里，我才提到了那个赶驴车的年轻人。

佩格蒂给我回信，简直就像商行职员一样迅捷，虽说没那么简明扼要。她想把对我这次旅行的心情全写出来，可是她竭尽全力（用笔墨表达确实非她所长），写了四页，全是些没头没尾、杂乱无章、感叹连连的句子，除了墨迹斑斑外什么也没有，却仍不足以让她倾诉尽怀。可那些墨迹对我比最好的文章更富表现力；因为它们让我看出佩格蒂是流着泪写满整张纸的，我还能奢望什么呢？

我不难看出，她对我姨婆还不太能接受。在长久抱有成见之后，这转变来得太快了。她写道，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没想到贝西小姐跟她一向被人认为的样子竟如此不同，这简直是天大的怪事！——这是她的话。她显然仍怕贝西小姐，因为她向她请安时战战兢兢的；她也显然怕我，总觉得我很快又会逃走：从她反复暗示的话里可以判断，她说去雅茅斯的车费，只要我开口，她随时都拿得出来。

她告诉了我一个消息，让我非常难过，那就是我们老家进行了家具拍卖，摩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已经走了，房子关了门，要出租或出售。上帝知道，他们住在那儿时那儿跟我毫无关系，可想到那亲爱的老屋被完全废弃，花园里野草疯长，落叶厚厚湿湿地铺满小径，我心里还是很难过。我想象冬天的风怎样在那屋四周呼号，冷雨怎样敲打窗玻璃，月光怎样在空荡荡的房间墙上投下鬼影，整夜守着那片孤寂。我又一次想到教堂墓地里那棵树下的坟墓；仿佛那房子如今也死了，所有与爸爸妈妈相关的一切都已消逝。

佩格蒂的信里没有别的消息了。她说巴奇斯先生是个好丈夫，虽然仍有点小气；可人人都有缺点，她的缺点多着呢（虽然我敢说我可不知道她有什么缺点）；他向她问好，我的小卧室也随时为我准备着。佩格蒂先生身体很好，哈姆也很好，格米奇太太身体不大好，小爱米丽不肯问候我，但说佩格蒂要是愿意，可以代她问候。

所有这些消息我都恭恭敬敬地转告了姨婆，只把小爱米丽的事瞒下了，我本能地觉得姨婆不会对她有太多好感。我在斯特朗博士那儿还是新生时，她好几次到坎特伯雷来看我，而且总在不合适的时候来；我猜想，她是想冷不防地看看我在干什么。可是，她见我用功读书，名声不错，又听各方面说我学业进步很快，便不久就不再这样来看我了。我每隔三四个星期的星期六去多佛玩一趟，那时能见到她；每个隔周的星期三，迪克先生坐中午的驿车来，待我到第二天早上，我也能见到他。

每逢这种场合，迪克先生总带着一只皮面写字台，里面装着文具和那份呈文；关于那份文件，他总觉得时间紧迫，真得把它完成了。

迪克先生特别喜欢姜饼。为了让他的来访更愉快，姨婆吩咐我在一家糕点店给他开了个赊账户，但附带条件，一天之内卖给他的糕点不得超过一先令。还有，他在住宿的郡旅店里的一切小额账单，都必须先交我姨婆过目才能付账。这些都让我怀疑，他只能把钱包摇得叮当响，却不能随便花钱。进一步了解后，我发现果然如此，至少他和姨婆之间有约定，他的一切开销都得向姨婆报账。他绝不想欺骗她，又总想讨她欢喜，所以就不敢大手大脚花钱了。在这一点上，也像在其他一切可能的事情上一样，迪克先生深信我姨婆是天下最聪明最了不起的女人；他多次极其神秘地、而且总是压低了嗓门告诉我这话。

“特洛伍德，”迪克先生告诉我这个秘密后，带着神秘的神情，在一个星期三说，“那个躲在咱们房子附近、吓唬她的人是谁？”

“吓唬我姨婆，先生？”

迪克先生点点头。“我原来以为什么也吓不着她呢，”他说，“因为她可是——”说到这里他轻轻耳语，“别往外说——最聪明最了不起的女人。”说完他又退后一步，看我听了对姨婆这番评语有什么反应。

“他第一次来，”迪克先生说，“是在——让我想想——一六四九年，是查理国王被砍头的年份。你说的是不是一六四九年？”

“是的，先生。”

“那就不对了，”迪克先生大惑不解，摇摇头说，“我想我没那么老吧。”

“那个人就是那年来出现的吗，先生？”我问道。

“嗯，的确，”迪克先生说，“我不明白怎么会在那一年呢，特洛伍德。你是从历史书上查到这个日期的吗？”

“是的，先生。”

“我想历史是不会撒谎的，对吧？”迪克先生说，眼睛里闪出一线希望。

“啊，当然不会，先生！”我非常肯定地回答。我那时天真年幼，真相信历史不会撒谎。

“我想不通，”迪克先生摇着头说，“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过，那人头一次出现，是在人们搞错了，把查理国王脑子里的某些烦恼放进我脑子里之后不久的事。那天我和特洛伍德小姐喝过茶出去散步，天刚黑，他就出现了，就在我们家附近。”

“在那儿走来走去？”我问道。

“走来走去？”迪克先生重复道，“让我想想，我得回忆一下。不——不，不；他不是在走来走去。”

我问他当时在干什么，因为那是最省事的问法。

“嗯，他本来根本不在那儿，”迪克先生说，“直到他从她身后赶上来，对她说了句悄悄话。于是她转过身，昏倒了，而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他就走开了；可是从此以后他就一直藏起来（藏在地底下还是什么地方），这真是太奇怪了！”

“从那以后他一直藏着吗？”我问道。

“可不是嘛，”迪克先生严肃地点点头，反驳道，“一直没露面，直到昨天晚上！昨晚我们又去散步，他又从她身后赶上来，我又认出他来了。”

“他又吓着我姨婆了吗？”

“浑身发抖，”迪克先生说着，做出打哆嗦的样子，让牙齿咯咯作响，“扶着栏杆。还哭了。可是，特洛伍德，过来，”他把我拉近身边，好压低声音说悄悄话，“她干吗在月光下给他钱呢，孩子？”

“他也许是个乞丐吧。”

迪克先生摇摇头，完全否定了这个说法；他信心十足地一连说了好多遍：“不是乞丐，不是乞丐，不是乞丐，先生！”接着又说，后来夜深时，他从窗口看见我姨婆在花园栏杆外面，月光下给了那个人钱，那人随后就溜走了——他猜想又钻进地底下去了——再也没见到；而我姨婆则匆匆忙忙、偷偷摸摸地回到屋里，甚至那天早上都跟平常大不一样；这使迪克先生非常挂心。

我起初听这个故事时，一点也不相信那个陌生人不是迪克先生的幻觉，而且是他那个倒霉国王一系列幻觉中的又一个，那位国王给他添了那么多麻烦；可是想了一会儿后，我开始考虑会不会有人两次想要把可怜的迪克先生本人从我姨婆的保护下弄走，或者威胁要这样做；而我姨婆，我知道她自己对我说过她对他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会不会为了买他的安宁而付出一笔代价。我当时已经很喜欢迪克先生，十分关心他的幸福，我的担忧使我倾向于这个猜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逢星期三快到的时候，我总不免担心他不会像往常一样坐在驿车夫旁边出现。不过，他总是出现了，白发苍苍，笑容满面，快快活活；关于那个能吓倒我姨婆的人，他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这些个星期三，是迪克先生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对我来说也远非最不快乐的日子。他不久就认识了学校里每个男孩子；他虽然除了放风筝外从不积极参加任何游戏，却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对我们的一切运动深感兴趣。我多少次看见他专心致志地看打弹子或打陀螺比赛，脸上带着难以形容的关切，到紧要关头几乎屏住了呼吸！多少次玩“兔子与猎狗”游戏时，我看见他站在小土丘上，向大家欢呼鼓劲，把帽子举过花白的头顶挥动，把殉难的查理国王的脑袋和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夏天的 cricketing 场上，我不知有多少钟点对他只是幸福的几分钟！多少个冬日，我看见他站在雪地里和东风中，鼻子冻得发青，看孩子们打冰溜子，欣喜若狂地拍着他的毛线手套！

他是人人喜爱的人物，他在小玩意儿上的巧思真是无与伦比。他能把橘子刻成各种我们谁也想不出的花样。他能用任何东西做船，从一根扦子往上都行。他能把抽筋骨做成棋子；用旧纸牌折成罗马战车；用线轴做带辐条的车轮，用旧铁丝做鸟笼。不过，他最了不起的大概要数摆弄绳子和稻草的手艺了；我们都相信，凡是手能做出来的东西，他用这两样材料都能做出来。

迪克先生的名声不久就不限于我们学校了。过了几个星期三之后，斯特朗博士亲自向我打听他的情况，我把姨婆告诉我的全都说了；博士很感兴趣，就要求下次迪克先生来时给他引见。我照办了；博士又请迪克先生，要是到驿车办事处没找到我，就到学校里来歇歇，等我们上午的功课结束再走。不久这就成了惯例，迪克先生理所当然地径直前来，如果我们稍晚了一点——星期三常会这样——他就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等我。他在这里结识了博士那位年轻美貌的太太（她这些时候比从前苍白了；我想我或别人见到她的机会也更少了；她不像从前那样快活，但不减美丽），于是一天比一天更熟，最后他竟会走进教室来等。他总是坐在一个特定的角落、一个特定的凳子上，那凳子就以他的名字叫“迪克”；他就坐在那里，花白的头向前倾着，专心致志地听正在进行的一切，对那门他始终没能学成的学问怀着深深的崇敬。

迪克先生把这种崇敬也推广到了博士身上，他认为博士是古往今来最精深最渊博的哲学家。好久好久，迪克先生跟他说话时都脱帽致敬；甚至在他和博士建立了相当友谊、能一起散步几个钟头（在我们中间叫做“博士径”的院子那边）时，迪克先生还不时摘下帽子，表示对智慧和学问的尊敬。博士怎样会在散步时开始朗读那部著名词典的片段，我始终不得而知；也许起初他觉得跟自言自语差不多。不过这后来也成了惯例；迪克先生听着，脸上闪耀着骄傲和欢喜的光彩，打心底里相信那部词典是世界上最好的书。

如今我一想到他们在那些教室窗前走来走去——博士带着自得的微笑朗读，偶尔挥挥稿子，或者严肃地点点头；迪克先生听着，被兴趣牢牢拴住，而他那可怜的头脑却早已在生僻字词的翅膀上，不知神游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就觉得，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赏心悦目的事情之一，虽然它那么安静。我觉得他们仿佛可以永远这样走来走去，世界也许会因此变得好一些——仿佛世界喧喧嚷嚷的千百件事，对世界或对我，还不如这件事一半好呢。

艾格尼斯不久也成了迪克先生的朋友之一；他常常到家里来，也认识了尤赖亚。他和我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而且是在这样古怪的基础上维持的：迪克先生名义上是作为我的监护人来看管我，可遇到任何小小的疑难，他总是来征求我的意见，而且总照我的建议行事；他不仅极其看重我天生的聪明，还认为我从姨婆那儿继承了不少智慧。

一个星期四的早上，我正要跟迪克先生从旅馆走到驿车办事处，然后回学校上课（我们早饭前一小时上课），我在街上碰见了尤赖亚，他提醒我曾答应跟他和他母亲一起喝茶；他又扭来扭去地加了一句：“不过我没指望您会守约，科波菲尔少爷，我们太卑贱了。”

我真的还拿不定主意究竟喜欢尤赖亚还是讨厌他；我站在街上凝视着他的脸时，仍然拿不定主意。可是，被人认为骄傲，我觉得很不受用，就说我只是等着被邀请罢了。

“哦，如果只是这样，科波菲尔少爷，”尤赖亚说，“如果的确不是因为我们卑贱使您却步，您今天晚上来好吗？可要是因为我们卑贱，那我希望您不嫌直说，科波菲尔少爷；因为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地位。”

我说我要跟威克费尔德先生提一下，如果他同意——我毫不怀疑他会同意——我就乐意去。于是那天晚上六点钟（那是办事处提早打烊的日子之一），我就向尤赖亚说我准备好了。

“我母亲可真要得意了，”我们一同走时他说，“不过她不会得意的，如果那不是罪过的话，科波菲尔少爷。”

“可是你今天早上不还猜想我骄傲吗？”我回敬道。

“哦，天哪，没有的事，科波菲尔少爷！”尤赖亚回答说，“哦，请您相信，绝没有！我脑子里从未有过这种念头！如果您觉得我们太卑贱，不配您赏光，我决不会认为那是骄傲。因为我们实在太卑贱了。”

“你近来用功学法律了吗？”我问道，想换个话题。

“哦，科波菲尔少爷，”他带着克己的神情说，“我读的那点书哪能算用功呢。我晚上有时候跟蒂德先生学一两个钟头。”

“恐怕挺难的吧？”我说。

“他有时候对我挺严的，”尤赖亚回答说，“不过我不知道他对有天分的人会怎样。”

他一面走，一面用瘦骨嶙峋的右手两个食指在下巴上敲打着一支小曲子，接着又说：

“您知道，科波菲尔少爷，蒂德先生的书里有好些说法——拉丁文的字眼和术语——对我这种卑贱水平的人来说，实在太难了。”

“你想学拉丁文吗？”我爽快地说，“我可以乐意教你，我正在学呢。”

“哦，谢谢您，科波菲尔少爷，”他摇着头回答说，“您肯提出教我，我当然很感激，可我太卑贱了，不配接受。”

“胡说，尤赖亚！”

“哦，您可得原谅我，科波菲尔少爷！我非常感激，我巴不得学呢，真的；可我实在太过卑贱了。在我这低微的地位上，践踏我的人已经够多了，我若再有了学问，岂不是冒犯他们的感情。学问不是我这种人学的。像我这样的人最好不要有非分之想。他要是在世上混得好，就得卑贱地混，科波菲尔少爷！”

他说这番话时，我从来没见过他嘴巴张得那么大，脸上的皱纹那么深；他一直摇着头，谦卑地扭来扭去。

“我觉得你错了，尤赖亚，”我说，“我敢说，你要肯学，我有好几样东西可以教你呢。”

“哦，我不怀疑，科波菲尔少爷，”他回答说，“一点也不怀疑。不过您自己并不卑贱，也许不会替卑贱的人着想。我不愿意用学问去招惹比我强的人，谢谢您。我实在太卑贱了。这就是我卑贱的住处，科波菲尔少爷！”

我们走进一间低矮的老式房间，从街上一直走进去，看见希普太太在那里，她简直跟尤赖亚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只是矮些。她极其谦卑地接待我，还为她亲了亲儿子向我道歉，说他们虽然低微，却也有天生的骨肉之情，希望不至于得罪任何人。这是一间体面的房间，一半客厅一半厨房，可一点也不舒适。茶具摆在桌上，水壶在炉架上沸腾。有个抽屉柜，柜顶是写字台式的，尤赖亚晚上可以在那儿读书写字；有尤赖亚的蓝书包躺在那里，呕吐着一堆文件；有一队尤赖亚的书，由蒂德先生率领着；有个墙角柜；还有几件寻常家具。我不记得哪一件东西显得寒碜、局促、简陋；可我确实记得整个地方都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也许希普太太的谦卑的一部分，就是她仍然穿着丧服。希普先生去世已经过了不少日子，她却还穿着丧服。我想帽子上也许有点折中；可除此之外，她跟她居丧初期一样一身重孝。

“这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的尤赖亚，我相信，”希普太太一面沏茶一面说，“科波菲尔少爷居然来看我们。”

“我早说过您会这么想的，妈，”尤赖亚说。

“如果我有什么理由希望父亲留在我们中间，”希普太太说，“那就是他今天下午能知道有贵客临门。”

这些恭维话让我很不好意思；可我也感到自己受到贵宾待遇，还觉得希普太太是个和气的女人。

“我的尤赖亚，”希普太太说，“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先生。他总担心我们的卑贱会碍事，我自己也有这担心。我们卑贱，我们一向卑贱，我们永远卑贱，”希普太太说。

“我敢肯定你们根本不必这样，太太，”我说，“除非你们乐意。”

“谢谢您，先生，”希普太太答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也感谢这个身份。”

我发觉希普太太渐渐向我靠近，尤赖亚渐渐坐到我正对面，他们恭恭敬敬地尽把桌上最好的东西让给我吃。那些东西当然说不上什么特别精美；可我把心意当作佳肴，感到他们非常殷勤。不久他们谈起姨婆来，我就讲了讲我的姨婆；又谈起父亲母亲，我就讲了讲我的父母；接着希普太太谈起继父来，我就开始讲我的继父——可是停住了，因为姨婆嘱咐过我不要谈那个题目。不过，一根嫩软的木塞碰到一对螺丝钻，一颗嫩牙碰到一对牙医，一只小羽毛球碰到两把球拍，都不会比我在尤赖亚和希普太太面前更没办法。他们可以随意摆布我；从我嘴里掏出了许多我并不想说的话，那种稳当劲儿，我如今想起来还要脸红，尤其是，凭我少年人的坦白直爽，我还以自己这么推心置腹而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简直成了这两位恭敬的东道主的保护人呢。

他们彼此非常相爱：这是肯定的。我想，这多少打动了我，算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一唱一和的技巧，更是让我招架不住的人为功夫。等从我身上再也掏不出关于我自己的事（因为关于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公司那段生活和我的旅行，我守口如瓶），他们便开始谈起威克费尔德先生和艾格尼斯来。尤赖亚把球抛给希普太太，希普太太接住又抛回给尤赖亚，尤赖亚接住玩了一会儿，又传给希普太太，他们就这样抛来抛去，直到我完全弄不清球在谁手里，被搞得晕头转向。那球本身也不断变化。一会儿是威克费尔德先生，一会儿是艾格尼斯，一会儿是威克费尔德先生的种种美德，一会儿是我对艾格尼斯的钦佩；一会儿是威克费尔德先生的业务和财源有多大，一会儿是我们晚餐后的家庭生活；一会儿是威克费尔德先生喝的酒，他为什么喝酒，可惜他喝得太多；一会儿是这个，一会儿是那个，然后同时什么都是；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仿佛并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鼓励他们一两句（怕他们被自己的卑贱和我赏光的荣幸压倒），却不停地泄露一些我本不该泄露的事情，而且从尤赖亚那凹进去的鼻翼的闪动中看到这样做的效果。

我已经开始有点不自在，希望早点脱身走了，这时一个身影从街上走来，经过门口——门敞着，因为屋里暖和，这季节天气又闷——那人又折回来，朝里望望，走了进来，大声叫道：“科波菲尔！真没想到！”

是米考伯先生！正是米考伯先生，带着他的单片眼镜、他的手杖、他的衬衫硬领、他那副绅士派头、他那居高临下的拖腔，一样不少！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伸出手来说，“这的确是一次会面，足以让人深感人事的变幻无常——简而言之，这是一次最不寻常的会面。我正沿街走着，思索着有什么机会出现的可能（我目前对此相当乐观），却发现一位年轻而可贵的友人在此出现，他与我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时期相联系；我可以说，是与我命运的转折点相联系。科波菲尔，亲爱的伙计，你好吗？”

我不能说——我真的不能说——见到米考伯先生在这里我很高兴；可我也高兴见到他，便热诚地跟他握手，问米考伯太太可好。

“谢谢，”米考伯先生像往常一样挥挥手，把下巴往衬衫硬领里一沉，“她身体还算在恢复中。那对双胞胎已经不再从天然的泉源获取营养——简而言之，”米考伯先生以他惯常的那种倾谈方式说，“他们已经断奶了——米考伯太太目前是我的旅伴。她会很高兴，科波菲尔，能跟一位在各方面都堪称友谊圣坛前称职的执事的人重逢。”

我说我很高兴见到她。

“您太好了，”米考伯先生说。

米考伯先生于是笑了笑，又把下巴沉了沉，向四下里望了望。

“我发现我的朋友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彬彬有礼地说，并没有特别对着任何人，“并非在独处，而是在一位寡妇太太和一位显然是她的后裔——简而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以他惯常的倾谈方式说，“她的儿子陪同下，共享一顿便饭。若能承蒙引见，我将引以为荣。”

在这种情况下，我别无他法，只好把米考伯先生介绍给尤赖亚·希普和他母亲；我便照办了。他们在他面前卑躬屈节，米考伯先生则坐了下来，以他最宫廷气派的手势挥了挥手。

“我朋友科波菲尔的朋友，”米考伯先生说，“对我本人都有权利提出要求。”

“我们太卑贱了，先生，”希普太太说，“我和我儿子，不配做科波菲尔少爷的朋友。他赏光跟我们一道喝茶，我们感激他的陪伴，也感激您先生对我们的垂注。”

“太太，”米考伯先生鞠了一躬回答说，“您太客气了：那么您在做什么呢，科波菲尔？还在做酒生意吗？”

我急得不得了，想把米考伯先生弄走；便手里拿着帽子回答——我敢说我脸一定很红——说我是斯特朗博士的学生。

“学生？”米考伯先生扬起眉毛说，“我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像我朋友科波菲尔这样的头脑”——这是对尤赖亚和希普太太说的——“并不需要那种没有他那样阅历的人所必需的文化修养，可是它仍是一片肥沃的土壤，蕴藏着无穷的生机——简而言之，”米考伯先生笑着说，又是他惯常的倾谈方式，“是一种能够精通古典学问的智力。”

尤赖亚长长的双手慢慢互相绞着，从腰部以上令人可怖地扭动了一下，表示他同意对我的这番评价。

“我们去看看米考伯太太好吗，先生？”我说，想把米考伯先生弄走。

“如果您肯赏光，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站起来回答说，“我不妨当着这儿的朋友们直说，我是一个多年来一直跟经济困难的压力搏斗的人。”我知道他肯定要说这类话；他一向喜欢吹嘘他的困难。“有时我战胜了困难。有时困难——简而言之，把我打倒了。有时候我接连给它们几下耳光；有时候它们太多，我招架不住，只好认输，对米考伯太太引用卡托的话说，‘柏拉图，你说得有理。’一切都完了。我再也打不下去了。’可是我一生中任何时候，”米考伯先生说，“都没有像把满腔苦恼（如果我可以把这个词用来形容主要由于代理委托书和两三个月期票引起的困难的话）倾注到我朋友科波菲尔怀中时那样心满意足。”

米考伯先生结束这番漂亮的颂词时说道：“希普先生！晚安。希普太太！愿为您效劳。”然后以他最时髦的姿态跟我走了出去，一路上皮鞋在人行道上踏得响响的，嘴里哼着一支曲子。

米考伯先生下榻的是一家小旅馆，他在里面占了一间小屋，跟商人休息室隔开，满是浓重的烟草味。我想那是在厨房上面，因为一股热烘烘的油腻气味似乎从地板缝里冒上来，墙壁上挂着软塌塌的水珠。我知道那离酒吧间很近，因为有酒味和玻璃杯的叮当声。就在这里，在一张赛马图下面的一张小沙发上，米考伯太太正躺着，头凑近炉火，脚把另一头餐架上的芥末瓶蹬翻了。米考伯先生先走进去，说道：“亲爱的，请允许我把斯特朗博士的一位学生介绍给你。”

我顺便注意到，虽然米考伯先生对我的年龄和身份还像从前一样糊涂，他却总记住一件文雅的事，那就是我是斯特朗博士的学生。

米考伯太太很惊讶，但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见到她，彼此亲热地问候之后，我便在她旁边的小沙发上坐下。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如果你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告诉科波菲尔——我相信他是愿意知道的——我就趁这功夫去看看报纸，看看广告里有没有什么机会出现。”

“我原以为您在普利茅斯呢，太太，”他出去后，我对米考伯太太说。

“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回答说，“我们去过普利茅斯了。”

“为了在那儿等候机会，”我暗示道。

“正是，”米考伯太太说，“为了在那儿等候机会。可实情是，海关并不需要人才。我家族在那里的势力，完全无法为米考伯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谋到那个部门的差事。他们偏偏不要米考伯先生这样有才能的人。他只会显出别人的无能。此外，”米考伯太太说，“我也不瞒您说，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当我在普利茅斯定居的那支家族得知米考伯先生是由我、小威尔金斯和他妹妹、还有那对双胞胎陪同着来的，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他可能期望的那种热情，因为他刚从囚禁中获得自由。事实上，”米考伯太太压低了声音说，“——这话只能你我之间说说——我们受到的接待很冷淡。”

“哎呀！”我说。

“是的，”米考伯太太说，“看到世人这副嘴脸实在令人痛心，科波菲尔少爷，可我们的接待的确是冷淡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事实上，我们到那儿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在普利茅斯定居的那支家族就对米考伯先生很不客气了。”

我说，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心里也这么想。

“可事情就是这样，”米考伯太太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像米考伯先生这样有骨气的人能怎么办呢？只有一条显而易见的出路。向那支家族借一笔回伦敦的路费，不惜任何牺牲回伦敦。”

“于是你们大家都回来了，太太？”我说。

“我们大家都回来了，”米考伯太太回答说，“从那以后，我就米考伯先生最宜采取的方针，请教了我家族的其他支系——因为我坚持认为他必须采取某种方针，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争辩似的说，“一家六口，还不算佣人，显然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

“当然不能，太太，”我说。

“我家族其他支系的意见，”米考伯太太接着说，“是米考伯先生应该马上转而经营煤炭。”

“经营什么，太太？”

“煤炭，”米考伯太太说，“煤炭生意。米考伯先生经过打听，觉得梅德韦煤炭生意也许能为他这样的人才提供一个机会。后来，正如米考伯先生非常恰当地说的，显然第一步就是来看看梅德韦河。我们便来看了。我说‘我们’，科波菲尔少爷；因为我永远也不肯，”米考伯太太激动地说，“永远不肯抛弃米考伯先生。”

我低声表示钦佩和赞许。

“我们来了，”米考伯太太重复道，“看了梅德韦河。我对那条河上的煤炭生意的看法是，它也许需要才能，但肯定需要资金。才能，米考伯先生有；资金，米考伯先生没有。我想我们看了梅德韦河的大部分；这就是我个人的结论。因为离这儿很近，米考伯先生认为不下来看看大教堂未免鲁莽。第一，因为它非常值得一看，而我们从未看过；第二，因为在大教堂所在地，很可能出现什么机会。我们到这儿，”米考伯太太说，“已经三天了。还什么都没出现；您也许不会像陌生人那样惊讶，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我们目前正等着伦敦寄来一笔汇款，来付清我们在这家旅馆的欠账。在汇款到达之前，”米考伯太太十分动情地说，“我跟我的家隔绝了（我指的是彭顿维尔的那处寓所），跟我的儿女隔绝了，跟我的双胞胎隔绝了。”

我对米考伯先生和太太在这种焦虑困窘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把这些话对这时回来的米考伯先生说了；又说我但愿自己有足够的钱，可以借给他们所需的数目。米考伯先生的回答流露出他心绪纷乱。他握着我的手说：“科波菲尔，你是真正的朋友；可是，哪怕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一个人还拥有刮脸工具，他就不会没有朋友。”听了这个可怕的暗示，米考伯太太搂住米考伯先生的脖子，恳求他镇定。他哭了；但几乎马上又恢复过来，按铃叫来侍者，订了一份热腾腾的腰子布丁和一碟虾当明天的早餐。

我向他们告辞时，他们俩都再三要求我在他们离开之前来吃顿饭，我不好推辞。可我知道第二天来不了，因为晚上有许多功课要准备，米考伯先生便安排那天上午到斯特朗博士那儿来找我（他预感到那笔汇款会随那班邮车到来），并提议改在后天，如果那样对我更方便的话。于是第二天上午，有人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我在客厅里见到了米考伯先生；他是来说宴会仍按原议举行的。我问他汇款到了没有，他握了握我的手便走了。

当天晚上我正从窗口往外望，看见米考伯先生和尤赖亚·希普挽着胳膊走过，我不禁又惊讶又有些不安：尤赖亚谦卑地感到自己很荣幸，而米考伯先生则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对尤赖亚施以提携的乐趣。可更让我惊讶的是，第二天我按约定时间——四点——到那家小旅馆去时，从米考伯先生的话里得知，他已经跟尤赖亚回家去了，还在希普太太家喝了白兰地加水。

“我跟您说，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您的朋友希普是个有希望当上总检察长的年轻人。如果我在困难达到危机时认识那个年轻人，我敢说，我的债主们会比实际受到好得多的对待。”

我简直不明白这怎么可能，因为米考伯先生实际上根本就没付给债主们什么；可我不便问。我也不便说，我希望他没有对尤赖亚太推心置腹；也不便问他俩是不是谈了很多关于我的事。我怕伤了米考伯先生的感情，至少是米考伯太太的感情，因为她非常敏感；可我心里还是觉得不安，事后常常想起这事。

我们吃了一顿精美的小餐。一道相当考究的鱼；一块烤小牛腰肉；煎香肠肉；一只鹧鸪，还有布丁。有葡萄酒，有浓啤酒；饭后米考伯太太亲手给我们调了一大碗热潘趣酒。

米考伯先生特别兴高采烈。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有趣的谈伴。他把脸喝得亮光光的，看上去好像涂了一层清漆。他兴致勃勃地感伤一番这城市，为它祝福；说米考伯太太和他本人在那里过得非常舒适安逸，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坎特伯雷度过的快乐时光。接着他为我祝酒；然后他、米考伯太太和我一同回顾我们过去的交情，在回顾中又把那份家产整个拍卖了一遍。接着我为米考伯太太祝酒；或者不如说，我谦虚地说：“米考伯太太，承蒙许可，我现在要高兴地为您的健康干杯了，太太。”于是米考伯先生对米考伯太太的品性大大称颂一番，说她一向是他的向导、哲人和朋友，还劝我到了该成家的年纪，若能找到这样一个女人，就该娶个像她那样的。

潘趣酒喝光了，米考伯先生变得更加友好、更加快活。米考伯太太的情绪也高涨起来，我们唱了《友谊地久天长》。唱到“这里有一只手，我忠实的朋友”时，我们大家围着桌子手拉着手；唱到我们要“痛饮一杯友谊酒”，却一点也不懂那是什么意思时，我们真的感动了。

总而言之，我从来没见过像米考伯先生那样从头到尾那么快活的人，直到晚上最后分别时，我跟他和他那位和蔼可亲的太太热诚告别。因此，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完全没有准备会收到下面这封信，信上注明的时间是头天晚上九点半，也就是我离开他之后一刻钟：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木已成舟——一切都完了。今晚我以病态的笑容掩盖忧患的创伤，没有告诉您，那笔汇款已经没有指望了！在这种情况下，忍受可耻，回想可耻，叙述更可耻，我已开出一张期票，十四天后在我的寓所（伦敦彭顿维尔）付款，以此偿付本店的欠账。到期之日，将无人兑付。结果是毁灭。大祸临头，大树必倒。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让这个如今给您写信的可怜人，做您一生的灯塔吧。他写此信，就是这个用意，这个希望。如果他想到自己还能有这点用处，也许会有一线天光照进他那余生阴郁的牢房——尽管他目前的寿命（至少可以说）是极其成问题的。

这将是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收到的我的最后一封信

被剥夺一切的流浪汉

威尔金斯·米考伯”

这封令人心碎的信让我非常震惊，我立刻朝那家小旅馆奔去，打算在去斯特朗博士那儿的路上顺便进去，想用几句安慰的话劝劝米考伯先生。可是走到半路，我遇见了伦敦来的驿车，米考伯先生和太太坐在车后；米考伯先生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一面微笑着听米考伯太太说话，一面从纸袋里掏核桃吃，胸前口袋里还插着一个瓶子。他们没有看见我，我想来想去，还是装作没看见他们为好。于是我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转入一条最近通往学校的僻街；总的来说，他们走了我倒觉得轻松；不过，我仍然非常喜欢他们。

“Stories of the world, in your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