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0. THE WANDERER

第四十章 流浪者

那天晚上，我们在白金汉街进行了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谈的是我在上一章里详细记述的家事。我姨婆对这件事深为关切，谈话之后，她抱着胳膊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踱了两个多钟头。每逢她心里特别烦乱的时候，她总要这样来回踱步；她烦乱的程度，总可以拿她踱步时间的长短来估计。这一回，她心里烦乱得厉害，觉得有必要把卧室的门打开，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把整个卧室都包括在她的行走路线之内；我和狄克先生安静地坐在炉火旁边，她却像钟摆一样有规律，以始终不变的步子，在那条量好的路线上来回走着。

狄克先生去睡了以后，屋里只剩下姨婆和我两个人，我坐下来给那两位老小姐写信。这时候，姨婆已经走累了，照常撩起衣服坐在炉火旁。不过她没有照着平常的样子把玻璃杯放在膝头上，而是任凭它被冷落在壁炉架上；她左胳膊肘拄在右胳膊上，下巴靠在左手上，若有所思地望着我。我每从正在写的东西上抬起眼睛，总遇见她的目光。“我现在是再和气不过的心情了，我的宝贝，”她总是点着头向我保证说，“不过我心里烦躁，又难过！”

我一直忙着写信，没有注意到她把她的“安眠药水”（她总是这样称呼它）留在壁炉架上，一口也没喝，直到她上床去睡以后我才发现。我敲门去告诉她这个发现的时候，她的态度比平时还要亲切；可是她只说了一句，“今晚上我没有心思喝它了，特洛，”就摇了摇头，又进去了。

第二天早晨，她看了我写给那两位老小姐的信，表示赞成。我把信寄出去以后，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有尽可能耐心地等候回信。我差不多等了一个星期，一直处于这种期待之中；有一天晚上，下着雪，我从博士那儿出来，步行回家。

那一天从早到晚都非常冷，刺骨的东北风已经刮了好些时候。天黑以后，风小了，雪也跟着下起来了。我记得，那是一场下得很大的、下起来就不停的雪，大片大片的雪花，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车轮的声音和行人的脚步声都静下来，仿佛街道上铺了那么厚的羽毛一般。

我回家走最近的路——在这样的晚上，我自然要拣最近的路走——要穿过圣马丁巷。如今那座用这条巷子命名的教堂，当时坐落在一个不太空旷的地方；教堂前面没有空地，那条巷子弯弯曲曲地一直通到河滨大道。我从教堂门廊的台阶旁边经过时，在拐角的地方遇到一张女人的脸。她看了看我，穿过那条狭窄的巷子，就不见了。我认识那张脸。我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的了。那张脸使我想起了什么，这件事直触动我的心；可是它突然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正在想别的事，所以脑子乱了。

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弯着腰的男人的身影，他把一些东西放在又平又滑的雪上，正整理着；我看见那张脸和我看见他，是同时的。我记得我当时并没有因为吃惊而停下脚步；可是，不管怎样，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转身向我走来。我和佩格蒂先生面对面地站住了！

于是我记起了那个女人。她是马莎，就是那天晚上埃米莉在厨房里给她钱的那个女人。哈姆告诉过我，就是拿沉到海里去的全部金银财宝来换，他也不愿意让她跟他那亲爱的外甥女儿并肩站在一块儿的那位马莎·恩德尔。

我们热情地握了握手。起初，我们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卫少爷！”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看见你，我从心眼里高兴，先生。巧遇，巧遇！”

“真是巧遇，我的亲爱的老朋友！”我说。

“我今晚上本来打算去找你打听打听的，先生，”他说，“可是我知道你姨婆跟你住在一块儿——因为我到下面那一带去过——雅茅斯那一带——我恐怕太晚了。我本来打算明天一清早，先生，趁还没动身以前去看你的。”

“又要走吗？”我说。

“是的，先生，”他耐心地摇了摇头回答说，“我明天就走了。”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我问道。

“哦！”他一面把长头发上的雪抖掉，一面回答说，“我打算找个什么地方先睡一觉。”

那时候，金十字旅馆（一提这座旅馆，我就免不了想起他遭到的不幸）的马厩院有个旁门，几乎就在我们对面。我指了指那个门口，挎起他的胳膊，我们就穿过马路过去了。马厩院里有几间临街的酒馆；我朝其中的一间里望了一眼，看见里面没有人，炉火烧得又旺，就带他到那间屋里去了。

我在灯光下看见他，发现他的头发不但又长又乱，而且脸也叫太阳晒黑了。他的头发更白了，脸上和额头上的皱纹也更深了；从他外表看来，他显然是不分天晴天阴，到处辛苦奔波来的；可是他看起来很健壮，像一个有坚定目标支持着、什么也累不倒的人。我在心里这样打量他的时候，他把帽子上的雪和衣服上的雪抖掉，又把脸上的雪擦掉。他在一张桌子对面坐下，背对着我们进来的那个门，又伸出粗糙的手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

“我要告诉你，卫少爷，”他说，“我全到过什么地方，我们全都听到些什么消息。我到过很远很远的地方，听到的消息却很少；不过我会讲给你听的！”

我按铃叫了一些热酒来。除了淡啤酒他什么也不要；在酒还没端来、在炉边温着的时候，他坐在那儿出神。他脸上有一种庄严肃穆的神情，我不敢去打搅。

“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单独留在屋里不久，他就抬起头来说，“她常常跟我谈到海，谈到那些海水变成深蓝色、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的海岸。我时常想，也许因为她父亲是淹死的，所以她老想念那些地方。您知道，我不敢说，不过也许她相信——或者希望——他已经漂流到那一带地方去了，那一带一年四季都开花，遍地都是明亮的景色。”

“那大概是出于孩子气的想象，”我回答说。

“她失散以后，”佩格蒂先生说，“我心里明白，他一定会把她带到那一带地方去的。我心里明白，他一定会跟她讲那些地方多么稀奇，她在那儿作太太该多么好，他又怎样用这一类话引她上钩。我们见到他母亲的时候，我就十分清楚我想对了。于是我渡过海峡，到了法国，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在那儿上了岸。”

我看见门在动，雪在往里面飘。我看见门又动了一点儿，有一只人手轻轻地伸进来，不让门关严。

“我找到一个当权的英国人，”佩格蒂先生说，“告诉他说我是来找我外甥女儿。他给我弄到了需要的证件，好让我一路通行——我说不上那种证件叫什么名字——他还愿意给我钱，可是我感谢他，我不需要。他为我做了这一切，我衷心地感谢他！‘我已经写信禀告过上面了，’他对我说，‘我还要跟许多路过此地的人说，你独自一个在外面旅行的时候，离开这儿很远的地方也会有许多人知道你。’我尽力向他表示了感谢，就穿过法国走下去了。”

“一个人，走着去的吗？”我说。

“多半是走着，”他回答说，“有时候搭赶集的人坐的大车；有时候搭空邮车。一天走许多英里，常常和一些去看望亲人的穷苦大兵搭伴。我跟他说不上话，”佩格蒂先生说，“他也跟我说不上话；不过，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我们总算也能作个伴儿。”

从他说话的那种亲切的口气，我本该料到这一点的。

“每到一个城镇，”他接着说，“我就找到旅馆，在马厩院里等着，等到有个懂英国话的人出来（多半总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告诉人家说，我在路上，寻找我的外甥女儿，他们告诉我说，旅馆里住着什么样的体面人，我就等着，看到有几分像她的女人进进出出。不是埃米莉，我就接着往前走。慢慢地，我来到一个新的村庄还是什么的，在穷苦人中间，我发现他们都知道我。他们让我坐在他们家门口，给我各样东西吃，给我各样东西喝，指点我在哪儿睡觉；卫少爷，许多养着跟埃米莉差不多大的女儿的妇女，在村外的十字架那儿等着我，也待我一样的好。她们有的女儿已经死了。天晓得那些做母亲的待我有多好哇！”

门口那个人影是马莎。我看清了她那张憔悴的、侧耳倾听的脸。我最怕的是他扭过头去，也看见她。

“她们常常让她们的孩子——特别是她们的小姑娘，”佩格蒂先生说，“坐在我的膝头上；有许多次，天快黑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坐在她们家门口，简直把她们当成我的 darling 的孩子一样。哦，我的 darling！”

他突然悲痛起来，出声地哭着。我把我那发抖的手放在他遮着脸的那只手上。“谢谢你，先生，”他说，“别理会我。”

不大一会儿，他就把手从脸上拿下来，放在胸口上，又接着讲他的故事。“她们常常陪着我走，”他说，“在早晨，也许送我一两英里路。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她们好像都懂得我的意思，都高高兴兴地回答我。最后，我来到海边。您想也不会觉得难的，像我这样的一个打鱼的人，随便怎么也能混到意大利去。到了那儿，我又像从前那样到处漫游。那儿的人待我也一样好。我本来打算从这个城走到那个城，也许把那个国家走遍，可是我得到了消息，说有人在瑞士的深山里看见过她。有一个人认识他的仆人，那个人看见过他们三个人，还告诉了我他们怎样旅行，如今在什么地方。我就日夜不停地朝那些山奔去，卫少爷。我走多远，那些山好像也离开我多远。可是我终于赶上他们了，翻过了那些山。等我来到人家告诉我的那个地方附近的时候，我就在心里琢磨：‘我见了她，该怎么办呢？’”

那张倾听的脸，在门口仍然露着，对这样严寒的夜晚毫无知觉，那双手还在恳求我——哀求我——别把她关在门外。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佩格蒂先生说，“没有！一点也没有！只要让她看见我的脸——只要让她听见我的声音——只要让我站在她面前，让她想起她逃走以前的家和她小时候的样子——哪怕她成了王后，她也一定会跪在我面前！这我很清楚！我在睡梦里有许多次听见她喊‘舅舅！’看见她像死过去一样倒在我面前。我在睡梦里有许多次把她扶起来，低声对她说，‘埃米莉，我的亲爱的，我来是为了宽恕你，为了带你回家！’”

他停住，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又接着说下去。

“他如今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了。埃米莉就是一切。我给她买了一套乡下人穿的衣服；我知道，一旦找到她，她就要跟着我走过那些石头路，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再也不会离开我了。给她穿上那套衣服，脱掉她身上穿的——重新挎上我的胳膊，向家里走去——有时候在路上停下来，安慰她那碰破了的脚，安慰她那碰得更破的心——这如今就是我心里想的一切。我相信我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可是，卫少爷，事情并不这样——还不能这样！我来得太晚了，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也打听不出来。有的说这儿，有的说那儿。我到这儿找，又到那儿找，可是哪儿也找不到埃米莉，我只好回家来了。”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我问道。

“不过四天的工夫，”佩格蒂先生说。“天黑以后，我看见了那只旧船，窗户里透出灯光。等我走近了，从玻璃窗往里瞧，我看见那个忠心的格米奇太太，正照我们商量好的那样，独自坐在炉火旁边。我喊了一声，‘别害怕！我是丹尼尔！’就走了进去。我万万没想到，那只旧船会变得那样生疏了！”他从胸前的一个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有两三封信，或是不大的包裹，他把它们放在桌子上。

“这一封是最先来的，”他拣出其中的一封说，“是我走了还不到一个星期来的。一张五十镑的钞票，包在一张纸里，写明寄给我的，夜里塞在门底下。她想法子不让人看出她的笔迹，可是她瞒不了我！”

他又非常耐心、非常小心地照原样把那张钞票包起来，放到一边。

“这一封是两三个月以前寄给格米奇太太的，”他拆开另一封说。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递给我，低声加了一句，“劳您驾念一念吧，先生。”

我念道：

“哦，你看见这笔迹，知道是出自我的罪恶之手，您会作何感想！可是务必，务必——不要看我的面子，只看在舅舅的份上，务必让您的心对我软下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点点时候！求求您，千万要可怜可怜一个不幸的姑娘，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他身体可好，他在你们中间再也不提我的名字以前，说过我什么来着——还有，夜里到了我从前常回家的时候，您可曾看见他露出一种神色，像是想到了一个他从前爱得那样深的人。哦，我一想到这个，心都碎了！我现在跪在您面前，求您，求您不要对我像对我理所应得的那样——对我理所应得的那样，我十分、十分清楚——那样狠心；而是要温柔、好心肠，写下他的什么情形，寄给我。您不必叫我‘小人儿’，您不必叫我那个我已经玷辱了的名字；可是哦，你们听听我这种痛苦的声音吧，可怜可怜我，给我写几个字吧，告诉我舅舅的情形，那个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的人！

“亲爱的，如果您的心里对我狠——我明白那是理所应得的——可是，听听吧，如果您的心狠，亲爱的，在您对我的可怜的、可怜的哀求下定决心以前，去求求那个我亏负最多的人——那个我本来应该做他妻子的人！如果他竟能可怜我，说您可以给我写点什么看看——我想他会的，哦，我想他会的，只要您去求求他，因为他一向是那样勇敢，那样宽厚——那么，就告诉他（可是，除非这样，就别告诉他），我听见夜里刮风的时候，我仿佛觉得，风是因为看见了他和舅舅才生气的，要上上帝那儿去告我。告诉他，如果我明天就死（哦，如果我配死，我情愿明天就死！），我最后的话一定祝福他和舅舅，我最后一口气一定为他们祈祷，求上帝赐福给他那幸福的家！”

这封信里也附了钱。五镑。和先前那笔钱一样，原封未动，他也照原来的样子把它重新折好。信里还有详细的指示，说明回信该寄到什么地方；这一层虽然经过了几个人的转手，很难猜出她藏身的地点，可是至少可以料想，她是人家看见她的那个地方写的。

“送去的是什么回信呢？”我问佩格蒂先生。

“格米奇太太不是个会写信的人，先生，”他回答说，“所以哈姆好心好意地替她写了个稿子，她照着抄了一份。他们告诉她，我已经出来找她了，还把我临走时说的那些话告诉了她。”

“你手里拿的是另一封信吗？”我说。

“是钱，先生，”佩格蒂先生说着，把信略微打开一点儿。“十镑，您瞧。里面写着，‘来自一位真诚的朋友，’和头一封一样。不过头一封是塞在门底下的，这一封是前天由邮局寄来的。我打算按着邮戳去找她。”

他把信递给我看。邮戳是莱茵河上游的一个城镇。他已经在雅茅斯找了一些熟悉那一带地方的外国商人，他们给他画了一张粗略的地图，他也看得很明白。他把地图放在我们俩中间的桌子上，一只手托着下巴，用另一只手在地图上描画他要走的路线。

我问他哈姆的情形怎样？他摇了摇头。

“他打起鱼来，”他说，“胆子大得没人能比。他在那一带的名声，跟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一样好。谁都愿意帮他忙，你知道，他也愿意帮谁的忙。从来没有人听见他抱怨过什么。不过我想（这话只有咱们俩说说）我妹妹的信念是，这件事伤他很深很深。”

“可怜的人，我相信是这样的！”

“他一点也不在乎，卫少爷，”佩格蒂先生神情严肃地低声说，“对于他的生命，简直一点也不在乎。遇到风浪大的时候，需要人做吃力的活儿，总有他在那儿。遇到危险的苦差使，他总抢在伙伴们头里。可是他又温柔得跟个小孩子一样。雅茅斯没有一个小孩子不认识他的。”

他若有所思地把那些信收在一起，用手把它们抚平，放进那个小包里，又小心翼翼地揣在胸前。门口的那张脸已经不见了。我还看见雪花在往屋里飘；可是门口什么也没有了。

“哦！”他看了看他的行李说，“今晚上遇见了你，卫少爷（这真叫我高兴！），我明天一清早就走了。你已经看见我这儿带着什么了”；他用手摸了摸放那个小包裹的地方；“叫我不放心的就是，恐怕在我还没把那笔钱归还以前，我出了什么岔子。要是我死了，那笔钱失落了，或是让人偷了，或是给人弄走了，永远不让他知道这不是我拿走的，我相信另一个世界也容不下我！我相信我一定得回来！”

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我们出去以前，又握了握手。

“我愿意走上一万英里，”他说，“我愿意一直走到倒在地上死掉，也要把那笔钱放在他面前。我要是做到了那一点，并且找到了我的埃米莉，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要是我找不到她，也许她总有一天会听说，她那爱她的舅舅是直到找她找死了才算结束了他的寻找；我要是了解她的话，就凭这个，她最后也会回家的！”

他走进那风雪凛冽的夜里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孤独的身影在我们前面偷偷地溜走了。我找了个借口，急忙把他拉住，一直跟他说着话，等那个身影消失了才放开。

他说到多佛路上有一家接待旅客的客栈，他知道在那儿可以找到一个干净、简朴的地方过夜。我陪他过了威斯敏斯特桥，在萨利那边和他分了手。在我的想象中，似乎一切都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而寂静下来，他又在雪中踏上他那孤独的征途。

我回到旅馆的马厩院；因为一想到那张脸，心里就十分不安，于是诚惶诚恐地四下里寻找那张脸。可是哪里也没有。雪已经把我们刚才的脚印盖住了；只有我那新踩出来的脚印还看得出来；就连这个脚印，我回头一望，也在开始消失（雪下得太大了）。

“Stories of the world, in your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