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3. BLISSFUL
第三十三章 幸福
在这整个期间，我对朵拉的爱愈来愈深，从未改变。她的倩影是我在失望与痛苦中的避难所，甚至补偿了我失去朋友的损失。我越自怜，或越怜悯别人，就越从朵拉的形象中寻求安慰。世上欺诈与烦恼积聚得越多，朵拉那颗明星便越明亮、越纯洁地高悬于尘世之上。我想我并没有明确地想过朵拉从何而来，或她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更高一类的生灵；但我确信，若是有人胆敢说她不过是个普通少女，和别的年轻小姐没什么两样，我定会义愤填膺、鄙夷不屑地痛斥一番。
倘可如此形容，我已整个浸在朵拉之中。我不但没顶没脑地爱着她，而且通体上下、身心内外都渗透了她。打个比方说，从我心里挤出的爱足以淹死任何人；而剩下留在我体内、洒遍我全身的爱，依然足够弥漫我的全部生命。
回来之后，我为自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夜间步行到诺伍德去，像童年那则古老谜语所说的那样，绕着那所房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却始终没有碰到房子”，心里想着朵拉。我相信那则令人费解的谜语说的原是月亮。管它是什么，我，这个被朵拉弄得神魂颠倒的痴情奴隶，绕着那所房子和花园转了整整两个钟头，从木栅栏的缝隙往里窥看，又拼命踮起脚尖，把下巴探到生锈的铁钉之上，朝窗户里的灯光送去飞吻，还不时浪漫地呼唤夜色，求它庇护我的朵拉——我其实也不太清楚要庇护她免受什么，大概是火灾吧。也许是老鼠，因为她非常讨厌老鼠。
我的爱情占据了我全部心思，而当我又发现佩格蒂每晚坐在我身边，带着那套旧日的针线家伙，忙着为我缝补衣衫时，向她倾诉心事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于是我便用相当委婉的方式，把我的重大秘密告诉了她。佩格蒂极为关切，但她完全不能同意我的看法。她大胆地偏袒我，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安或沮丧。“那位年轻小姐该觉得庆幸，”她说，“有这样一位俊俏后生爱她。至于她爸爸嘛，”她说，“那位先生究竟还想怎样，天哪！”
不过我注意到，斯潘洛先生那身代理律师的长袍和硬领巾倒让佩格蒂收敛了几分，使她对这位先生生出更多敬畏。而这位先生在我眼里也一天比一天超凡脱俗，每当他在法庭上端坐于卷宗之间，我便觉得他身上仿佛笼罩着一层光辉，就像纸墨海洋中的一座小小灯塔。顺便说一句，我记得自己也坐在法庭上的时候，常常觉得非常奇怪：那些昏聩的老法官和博士们，即使认识了朵拉，也绝不会把她放在心上；即使有人提议让他们与朵拉成婚，他们也绝不会欣喜若狂；哪怕朵拉弹着那把神圣的吉他唱个不停，唱得我几近疯狂，也休想使那些慢吞吞的老家伙偏离自己的道路一寸！
我打心底里鄙视他们，一个也不例外。那些在心灵花圃里冻僵了的老园丁，我统统对他们怀有切身的敌意。法官席在我看来不过是麻木不仁的糊涂虫；律师界也毫无温情与诗意，跟酒馆里的柜台没什么两样。
我颇为自豪地亲自接管了佩格蒂的事务。我验证了遗嘱，与遗产税局办妥了结算，带她去了银行，不久便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还穿插了些非法律性质的活动，以使这些程序不那么枯燥：去舰队街看了一回汗淋淋的蜡像（我希望那些蜡像这二十年来早已熔化了）；去参观林伍德小姐的展览，我记得那地方像个针线活的陵墓，颇宜于自省与忏悔；又去游览了伦敦塔，还登上了圣保罗大教堂的顶端。在目前的情形下，这些奇观都给佩格蒂带来了她所能享受的乐趣；只有圣保罗大教堂，我想是个例外。由于她长久以来对针线盒的眷恋，这座大教堂竟与盒盖上的图画成了对手，而依她看来，在那幅艺术作品面前，它还有几分逊色呢。
佩格蒂的事务——就是我们从前在民事法庭所说的那种“例行公事”（这例行公事既轻松又赚钱）——办妥之后，一天上午我带她到事务所去付账。迪费先生说斯潘洛先生刚出去，是去给一位先生主持宣誓，以便领取结婚许可证；但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回来，因为我们的办事处离代理主教办公室和教区总长办公室都很近，所以便叫佩格蒂等着。
在民事法庭里，我们处理遗嘱检验事务时多少有点像承办丧事的人，遇上穿丧服的当事人，照例总要装出几分哀容。出于同样的周到，我们面对申领结婚许可证的客人时，总是喜气洋洋、轻松愉快。因此我事先向佩格蒂暗示，斯潘洛先生对巴奇斯先生去世的哀伤想必已经大为平复；果然，他进来时满脸喜气，活像个新郎信。
可是，当我们看见与他同来的还有默德斯通先生时，我和佩格蒂就都顾不上打量他了。他几乎没有变化。头发看上去依旧浓密，而且确实像从前一样乌黑；他的目光也依旧同往日一样令人难以信任。
“啊，科波菲尔？”斯潘洛先生说，“我想你认识这位先生吧？”
我向那位先生远远地鞠了一躬，佩格蒂则只是略微表示了一下认识。他乍见我们俩在一起，稍稍有些窘迫；但很快便打定了主意，走到我面前来。
“我希望，”他说，“你过得不错？”
“那大概与你无关吧，”我说，“不过，你要是想知道，我倒过得不错。”
我们彼此对视了一下，他便转过去对佩格蒂说话。
“还有你，”他说，“我很遗憾，你失去了丈夫。”
“我这一生失去的又不是头一回了，默德斯通先生，”佩格蒂答道，浑身从头到脚都在发抖。“但我很高兴，这一回总算没有谁该受责备——没有谁该为此负责。”
“哈！”他说，“那是令人宽慰的想法。你尽到自己的本分了吗？”
“我没有耗损过任何人的生命，”佩格蒂说，“想到这一点，我很感激！没有，默德斯通先生，我从来没有折磨过、恐吓过任何可爱的生灵，把她早早送进坟墓！”
他阴沉地望着她——我想，带着几分悔恨——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对我说话，但眼睛却看着我的脚，而不是我的脸：
“我们大概不会很快再见了；这对我们双方无疑都是件快事，因为这样的相遇总不会令人愉快。我并不指望你——你一向反抗我为你好、为纠正你而行使的正当权威——如今会对我怀有什么好感。你我之间有某种反感——”
“而且是老早就有的反感，我想？”我打断他说。
他笑了笑，从那双黑眼睛里向我投来一道极其恶毒的目光。
“它在你襁褓时期就已在你那幼小的心里生根了，”他说，“它使你可怜的母亲一生痛苦。你说得不错。我希望你将来会好些；我希望你能改正自己。”
说到这里，这场在外间办公室角落里低声进行的对话便结束了。他走进斯潘洛先生的房间，用最柔和的声音高声说道：
“斯潘洛先生这样的职业人士对家庭纠纷习以为常，知道这类纠纷总是多么错综复杂、多么棘手！”说罢，他付了结婚许可证的费用，从斯潘洛先生手里接过叠得整整齐齐的证书，与他握了握手，又彬彬有礼地祝愿他和那位女士幸福，便走出了事务所。
他说的那些话，我本更难忍住不还口，但更难的是让佩格蒂明白（她只是替我生气，真是个好人儿！），我们在这里不宜争吵，我恳求她住口。她今天异乎寻常地激动，我只好满足于一个深情的拥抱，那是旧日冤屈在她心中重新翻涌时所激起的，然后尽力在斯潘洛先生和 clerks 面前敷衍过去。
斯潘洛先生似乎并不知道默德斯通先生和我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我倒很高兴，因为一想起我可怜的母亲那段历史，我连在自己心里也不愿承认与他是亲戚。斯潘洛先生似乎认为——如果他对此事有过什么想法的话——我姨婆是我们家族中当权一派的首领，而另一派反叛党则是由别的什么人统率的。至少，在我们等迪费先生给佩格蒂开出费用账单时，我从他的话里是这样猜的。
“特洛伍德小姐，”他说，“无疑非常坚定，绝不会向反对让步。我很钦佩她的性格。我可以向你道喜，科波菲尔，你站对了边。亲人之间的分歧实在可叹——不过这也极为普遍——要紧的是站对边。”我想他的意思是站在有钱的一边。
“这一门婚事倒很不错，我想？”斯潘洛先生说。
我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是吗！”他说，“从默德斯通先生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来看——在这种场合，人们往往如此——再加上默德斯通小姐的只言片语，我应该说这是一门相当不错的婚事。”
“您是说，有钱？”我问。
“是的，”斯潘洛先生说，“据我了解，有钱。还听说也挺美。”
“是吗！他的新夫人年轻吗？”
“刚刚成年，”斯潘洛先生说，“刚刚到年龄。我看他们一直在等她到岁数呢。”
“老天爷救救她吧！”佩格蒂说。她说得那么用力，那么出人意料，弄得我们三个人都愣住了；直到迪费拿着账单进来。
老迪费很快就出现了，把账单递给斯潘洛先生过目。斯潘洛先生把下巴缩进领巾里，轻轻摩挲着，带着一种推诿的神情——仿佛全是乔金斯干的——逐项看了一遍，然后温和地叹了口气，把账单还给迪费。
“嗯，”他说，“没错。完全正确。科波菲尔，我本来非常乐意只按实际垫付的开销收费，但我这一行有件令人不快的事，就是我不能随意按自己的心愿行事。我有一位合伙人——乔金斯先生。”
他说这话时带着一种轻轻的忧郁，几乎等于完全不收费了。我替佩格蒂表示了感谢，然后用钞票付清了迪费。佩格蒂随后回她的住处去了，我和斯潘洛先生便进了法庭。那里有一桩离婚案正要开庭——依据一条巧妙的小法令（我相信如今已废止了，但凭它我曾见过好几桩婚姻被宣告无效），案情的要点是这样的：丈夫名叫托马斯·本杰明，申领结婚许可证时只用了托马斯这个名字；把本杰明略去，以防万一婚后并不如他预期的那么舒适。婚后一两年，他果然发现不如预期那么舒适，或者说，可怜的汉子对太太有几分厌倦了，于是便托一位朋友出面，宣称他的全名是托马斯·本杰明，因此他根本没有结过婚。法庭竟然认可了这一点，使他大为满意。
我必须说，我对这种作法是否完全公正颇有些怀疑，即便有一蒲式耳的小麦来调和一切悖论，也不能打消我的疑虑。但斯潘洛先生和我辩论了这个问题。他说：看看这世界，其中有善也有恶；看看教会法，其中也有善有恶。这都是一套体系中的一部分。很好。就是这样！
我缺乏勇气向朵拉的父亲暗示，也许我们仍可以稍微改善一下这个世界，只要清晨早起、脱下外套干活就行；但我承认，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改善一下民事法庭。斯潘洛先生回答说，他特别劝我打消这个念头，因为这不符合我绅士的身份；不过他很乐意听听，我认为民事法庭有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我拿离我们最近的那一部分来说事——因为这时我们那位当事人已经恢复了单身，我们已离开法庭，正溜达着经过遗嘱验证局——我说，我觉得遗嘱验证局是个管理得颇为古怪的机构。斯潘洛先生问，在哪方面？我答道，对他的经验我自然极为尊重（但恐怕，更尊重的是因为他是朵拉的父亲），也许有一点儿荒唐：该法庭的档案处，保存着整整三个世纪以来坎特伯雷大教区范围内所有留有遗产者的原始遗嘱，竟设在一座偶然用作此途、从未为此设计的楼里，由登记官们租来谋取私利，既不安全，连是否防火都无从确定，塞满了所藏的重要文件，而且的确从屋顶到地下室，纯粹是登记官们的一种牟利投机——他们向公众收取高额费用，却把公众的遗嘱随随便便、随便什么地方一塞，目的仅仅是如何省事把文件处理掉。也许，还有一点点不合理：这些登记官每年收益达八九千英镑（更不用说副登记官和席位书记们的进项了），却并不被要求从中拿出一点钱来，为那些各阶层人士无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交给他们的重要文件找一个稍微安全的地方。也许，还有一点点不公：这个庞大机构里的所有高级职位都是肥缺闲差，而在楼上那间阴冷黑暗的屋子里辛苦工作的办事员，虽在伦敦做着重要的服务工作，却报酬最低、最不受人重视。也许，还有一点点不成体统：首席登记官，其职责本是为不断前来此处办事的公众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却凭那个职位成了个巨大的闲差领俸者（说不定还兼任牧师、兼领多份圣俸、在大教堂里有个席位，等等等等）——而公众却要忍受种种不便，这些不便我们每天下午在事务所繁忙时都能见到，谁都知道是骇人听闻的。总之，也许一句话，坎特伯雷教区这个遗嘱验证局，根本就是一桩祸国殃民的勾当，一种荒谬绝伦的弊政，若不是它缩在圣保罗教堂墓园的一个角落里，几乎无人知晓，恐怕早就被翻个底朝天了。
我说得渐渐激昂起来，斯潘洛先生微微一笑，然后像先前一样同我辩论这个问题。他说：说到底，这算什么呢？这是个观感问题。如果公众觉得他们的遗嘱有人妥善保管，又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机构不可能改进，那谁因此受害呢？没有人。谁因此受益呢？所有那些闲差领俸者。很好。那么善占了上风。这个制度也许不完美；天下没有完美的事物；但他所反对的，是楔子的楔入。有遗嘱验证局在，国家一直光辉荣耀。把楔子楔进遗嘱验证局，国家就不再光辉荣耀了。他认为，一位绅士的原则是随遇而安；而且他毫不怀疑，遗嘱验证局会延续到我们这一代。我顺从了他的意见，虽然自己深表怀疑。不过我发现他果然说对了；因为它不仅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还在十八年前一份极不情愿作出的议会报告的猛烈抨击下依然存在——那份报告把我这些反对意见一一详细列出，并指出现有的遗嘱存放能力只够再堆两年半。至于此后他们又怎么处置那些遗嘱，是否丢失了许多，或是否偶尔卖些给黄油店，我就不知道了。我很高兴我的遗嘱不在那里，而且希望短期内也不要去那里。
我把这一切都写在我这幸福的一章里，因为它在这里正合其位。斯潘洛先生和我聊起这个话题，便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继续谈下去，渐渐转到了各种一般性的话题。最后，斯潘洛先生告诉我，下星期的今天正是朵拉的生日，届时他很乐意请我下乡去参加一个小型的野餐聚会。我听了顿时神魂颠倒；第二天收到一张镶着花边的短信纸，写着“谨奉父命，特此提醒”时，我简直成了一个白痴；随后那段日子我完全处于痴迷状态。
为了准备这桩天大的喜事，我想我把一切可能的蠢事都做尽了。如今一想起我买的那条领巾，我就脸上一阵发热。我的靴子简直可以放进任何一套刑具展览里去。我还准备了一只精致的小食品篮，头天晚上托诺伍德驿车寄了下去——我想那篮子本身几乎就等于一份求爱宣言了。篮子里有些彩包爆竹，上面印着花钱能买到的最缠绵的题辞。清晨六点，我已在科文特花园市场为朵拉选购花束。十点钟，我骑在马上（我特意租了一匹神气的灰马），把花束插在帽子里保鲜，一路小跑向诺伍德而去。
我想，当我看见朵拉在花园里却假装没看见，骑着马从房子前面走过去，又假装焦急地寻找那房子时，我犯了两桩小小的傻事——别的处在同样境地的年轻绅士或许也会犯——因为这些举动实在太自然不过了。可是，啊！当我终于找到了那所房子，终于在花园门口下了马，拖着那双铁石心肠的靴子穿过草坪，走到坐在丁香树下园凳上的朵拉面前时，在那个美丽的早晨，蝴蝶纷飞之中，她戴着白色草帽、穿着天蓝色衣裙，那是怎样一番景象啊！她身边还有一位年轻小姐——相比之下年纪稍长——我看大约快二十岁了。她叫米尔斯小姐。朵拉叫她朱莉亚。她是朵拉的闺中密友。幸福的米尔斯小姐！
吉普也在那儿，吉普又冲我叫起来。我献上花束时，他嫉妒得咬牙切齿。他当然该这样。要是他稍微知道我是怎样崇拜他的女主人，他更该这样！
“哦，谢谢您，科波菲尔先生！多可爱的花！”朵拉说。
我本来打算说（而且一路上想了三英里，琢磨最好的措辞）：这些花在还没有离她这么近之前，我就觉得很美了。可是我说不出来。她实在太令人心醉神迷。看着她把花贴在自己带酒窝的小下巴上，我便完全魂不守舍、张口结舌，陷入一种软绵绵的狂喜。我真奇怪自己当时怎么没说：“米尔斯小姐，你要是有心，就杀了我吧。让我死在这里！”
接着，朵拉把花送到吉普鼻子跟前让他闻。吉普却呜呜地叫着，不肯闻。朵拉笑了，把花又凑近了些，非要他闻。吉普便用牙咬住一片天竺葵，乱扯起来，仿佛在撕咬想象中的猫。朵拉于是打了他一下，噘起嘴说：“我可怜的好看的花儿！”我觉着她那怜惜的口气，就好像吉普咬的是我似的。我倒真希望他咬的是我！
“您听了准会高兴，科波菲尔先生，”朵拉说，“那个讨厌的默德斯通小姐不在这儿。她去参加她哥哥的婚礼了，至少要走三个星期。这是不是叫人高兴？”
我说，我相信这对她一定很愉快，而且凡是令她愉快的事也都令我愉快。米尔斯小姐带着一副睿智仁慈的神气，朝我们微笑着。
“她是我见过的最讨厌的人，”朵拉说，“你简直无法相信她脾气有多坏、多吓人，朱莉亚。”
“不，我相信，亲爱的！”朱莉亚说。
“你也许能相信，亲爱的，”朵拉把手放在朱莉亚手上答道，“请原谅我一开始没把你排除在外。”
我从这话中得知，米尔斯小姐在这饱经沧桑的一生中也有过挫折；而我先前注意到的她那睿智慈祥的神态，也许正可以归因于此。这一天的交往中，我的确发现情况正是如此：米尔斯小姐曾因一段错付的情感而伤心，据说是凭着她那可怕的经验从此退隐于世，但对年轻人尚未凋谢的希望和爱情，仍怀着一种平静的关切。
这时，斯潘洛先生从屋里出来了，朵拉便迎上去，说：“爸爸，看，多美的花！”米尔斯小姐若有所思地微笑着，仿佛在说：“你们这些蜉蝣啊，趁早享受你们生命明媚早晨中短暂的时光吧！”于是我们都从草坪向正在准备的马车走去。
那样的骑行我此生不会再有。我从来不曾再有第二次。马车上只有她们三位、她们的食品篮、我的食品篮，还有吉他匣子；马车自然是敞篷的。我骑马跟在后面，朵拉背对马坐着，朝我这边望过来。她把花束紧紧放在身边的坐垫上，根本不许吉普坐在她那一边，怕他把花压坏了。她时常把花拿在手里，时常凑到鼻边闻一闻。那时我们的目光便常常相遇；而最令我惊奇的是，我竟没有一头栽过我那匹神气灰马的脑袋，跌进马车里去。
我想，当时是有灰尘的。我想，灰尘还很大。我模模糊糊记得，斯潘洛先生曾劝阻我别骑在尘土里；但我浑然不觉。我只感觉到朵拉身边弥漫着一片爱与美的雾霭，此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他有时站起来，问我这景色如何。我说美极了，想必也的确美；但对我来说，那全是朵拉。阳光照着的是朵拉，鸟儿唱的是朵拉，南风吹的是朵拉，篱笆上的野花一朵朵全是朵拉。我的慰藉是，米尔斯小姐懂我的心。只有米尔斯小姐能完全体会我的感受。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久，至今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在吉尔福德附近吧。也许是哪一位天方夜谭中的魔法师，为这一天打开了那个地方，等我们离开后又将它永远封闭了。那是个山间的绿地，遍地柔嫩的草皮，像铺了地毯一般。有浓荫的树木，有石楠丛，极目远眺，是一片丰美的景色。
到了那儿，发现已有人在等候我们，这真叫人难受；我的嫉妒心甚至波及那些年轻小姐，一发不可收拾。但凡跟我同性的男子——尤其一个冒充内行的家伙，比我大三四岁，蓄着红络腮胡子，凭那胡子他便摆出一副令人无法容忍的自命不凡——统统是我的死敌。
大家都打开篮子，忙着准备午饭。红胡子假装会做色拉（我才不信呢），硬是出头露脸。几位年轻小姐替他洗生菜，又在他的指挥下切好。朵拉也在其中。我觉得命运已经把我跟这个人拴在一起较量，我们俩非倒下一个不可。
红胡子做好了他的色拉（我真奇怪他们怎么咽得下去。要让我碰一碰，那是休想！），又自告奋勇掌管酒窖——这个鬼精灵把酒窖设在了一棵空树干里。没过多久，我便看见他盘子里盛着大半只龙虾，坐在朵拉脚下吃他的饭！
自从这可怕的东西出现在我眼前之后，有一阵子我对自己干了些什么只有模糊的印象。我知道自己非常快活；但那是一种空洞的快活。我缠住了一位穿粉红色衣服、长着一双小眼睛的年轻姑娘，拼命跟她调情。她对我的献殷勤颇表欢迎；但究竟是因为我本人，还是因为她对红胡子有所图谋，我就说不清了。大家为朵拉的健康干杯。我举杯时，故意中断了与那位粉红姑娘的谈话，喝完又立刻接着说下去。我向朵拉鞠躬时，捕捉到了她的目光，我觉得那目光带着恳求。但那是越过红胡子的头顶投来的，于是我硬起了心肠。
穿粉红衣服的年轻姑娘有一位穿绿色衣服的母亲；我颇以为，那位母亲是出于策略把我们俩拆开的。总而言之，在收拾午餐残羹的时候，大家纷纷散开。我独自一人走到树丛间，又气又悔。我正在盘算，要不要假装身体不适，骑上我那匹神气的灰马逃走——逃到哪儿去，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时朵拉和米尔斯小姐遇见了我。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您闷闷不乐。”
我请她原谅。没有的事。
“还有朵拉，”米尔斯小姐说，“你也闷闷不乐。”
哎呀，没有的事！一点也没有。
“科波菲尔先生和朵拉，”米尔斯小姐带着一种几乎令人起敬的神气说，“别这样了。不要让一点小小的误会枯萎了春天的花朵，这花一旦开放又遭摧残，便再也不能重开了。我说这话，”米尔斯小姐说，“是出于对过去的经验——那遥远而不可挽回的过去。阳光下闪烁的喷涌的泉水，不能凭一时任性就堵住；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也不能任性地拔除。”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浑身火热到了异乎寻常的地步；但我握住朵拉的小手吻了一下——而她竟容许我吻！我又吻了米尔斯小姐的手；于是依我看，我们三个人仿佛径直登上了第七重天。我们再也没有下来。整个傍晚都待在那上面。起初我们在树丛间来回漫步：朵拉羞答答地挽着我的胳膊。天知道，这一切尽管痴傻，只要能怀着那些痴情痴意永远不朽，永远留在树丛之间，那也是多么幸福的命运！
可是，太快了，我们便听见众人在笑在谈，还喊着“朵拉在哪儿呀？”于是我们走了回去。他们要朵拉唱歌。红胡子本想把吉他匣子从马车里取出来，但朵拉告诉他，除了我，没人知道匣子放在哪儿。于是红胡子一下子就完了；我取出匣子，打开锁，拿出吉他，坐在她身边，替她拿着手帕和手套，尽情享用她美妙的歌喉唱出的每一个音符，她是唱给我——这个爱她的人听的，其他人爱怎么喝彩就怎么喝彩吧，反正与他们不相干！
我欢喜得如痴如醉。我真怕这幸福得不像真的，怕自己马上会在白金汉街醒来，听见克鲁普太太沏茶准备早餐时茶杯叮当的声音。可是朵拉唱了，别人也唱了，米尔斯小姐也唱了——唱的是记忆洞穴中沉睡的回声，仿佛她已有一百岁——黄昏降临了；我们喝了茶，水壶像吉卜赛人那样烧得咕嘟咕嘟响；我依然像先前一样快活。
当聚会散去，别的人——连那被打败的红胡子也在内——各回各的家，我们也踏上归途，穿过寂静的黄昏与渐暗的天光，四周浮起阵阵清香，这时我比先前更快活了。斯潘洛先生喝了香槟之后有些困倦——敬那长出葡萄的土地，敬那酿成美酒的葡萄，敬那晒熟葡萄的阳光，也敬那掺了假酒的商人！——他已在马车角落里睡熟了。我骑马走在旁边，和朵拉说着话。她称赞我的马，还拍了拍它——哦，那只小手放在马身上，看上去多么可爱！——她的披肩老是滑下来，我不时用胳膊替她拢好；我甚至觉得吉普也开始看出门道，明白他必须打定主意跟我做朋友了。
还有那位明智的米尔斯小姐；那位和蔼可亲、虽已看破红尘却依然温柔、不到二十岁的小小隐士，那位已经与世隔绝、万万不可惊醒记忆洞穴中沉睡回声的姑娘——她做了一件多么好心的事啊！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请到马车这边来一下——要是您能抽出一会儿的话。我想跟您说句话。”
瞧我，骑着那匹神气的灰马，弯腰凑在米尔斯小姐身边，手扶着车门！
“朵拉要来和我一起住。她后天就跟我回家。如果您愿意来拜访，我相信爸爸一定会很高兴见到您。”我还能做什么呢？唯有默默地为米尔斯小姐祝福，并把米尔斯小姐的地址牢牢记在记忆最稳妥的角落里！我还能做什么呢？唯有以感激的目光和热切的言辞告诉米尔斯小姐，我多么珍视她的好意，对她给予的友谊又是多么珍重！
然后米尔斯小姐慈祥地打发我走，说：“回到朵拉身边去吧！”我便回去了；朵拉从马车里探出身来跟我说话，我们一路谈到终点；我骑着那匹神气的灰马紧挨着车轮，把它的左前腿蹭着了车轮，“擦掉了一层皮”，车主告诉我说，“赔了三镑七先令”——我付了钱，还觉得为这么多快乐实在太便宜了。那时米尔斯小姐坐在那里望着月亮，低吟着诗句——我想，她是在追忆她与尘世尚有共同之处的古老岁月吧。
诺伍德近了多少英里也没用，我们还是太早到了多少小时；不过斯潘洛先生在快到家时醒了过来，说：“科波菲尔，你一定得进来歇歇！”我答应了，于是我们吃了些三明治，喝了点掺水的葡萄酒。在那间明亮的屋子里，朵拉红着脸，显得那么可爱，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只是坐在那儿痴痴地望着，如在梦中，直到斯潘洛先生的鼾声使我恢复了足够的清醒，才起身告辞。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我一路骑马回伦敦，朵拉告别时手上的余温还轻轻留在我手上，我把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回忆了一万遍；最后终于躺到自己床上，天下再没有哪个痴情的小傻瓜，会像我这样被爱情弄得魂飞魄散。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下定决心要向朵拉表白爱情，问明我的命运。幸福还是痛苦，如今全在此一举。世上再没有别的问题，而只有朵拉能回答。我以痛苦为乐地过了三天，把朵拉和我之间发生过的每一件事，都翻来覆去加以种种令人沮丧的解释，折磨自己。最后，我不惜重金打扮了一番，满怀着一腔表白去了米尔斯小姐家。
我在那条街上和广场周围上上下下走了多少趟，转了多少圈——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比谜语的原题更贴切地应了那“绕着房子转”的说法——才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台阶敲门，这些如今都不必细说了。甚至最后敲了门、在门口等候时，我还曾慌乱地想：要不要问一声这是不是布莱克博伊先生家（学那可怜的巴奇斯的样子），然后道歉退走。但我还是站住了脚。
米尔斯先生不在家。我本来也没指望他在。谁也不想要他。米尔斯小姐在家。米尔斯小姐正合适。
我被领进楼上一间屋子，米尔斯小姐和朵拉都在那里。吉普也在。米尔斯小姐正在抄乐谱（我记得那是一首新歌，叫《情殇》），朵拉在画花卉。当我认出那正是我送的花——正是科文特花园市场买的那一束时，我心中是何等感受！我不能说画得很像，也不能说它特别像我所见过的任何花；但从画中花束周围那圈纸——那纸倒摹得一丝不差——我便知道画的是什么。
米尔斯小姐见到我十分高兴，又说她爸爸不在家，非常抱歉：虽然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对此处之泰然。米尔斯小姐寒暄了几分钟，然后放下搁在《情殇》上的笔，起身离开了房间。
我开始想，还是把表白推到明天吧。
“我希望您那匹可怜的马，昨天夜里到家时没有累坏吧，”朵拉抬起美丽的大眼睛说，“那对它来说可是一段很长的路。”
我开始想，还是今天就说吧。
“对它来说的确是一段很长的路，”我说，“因为一路上没有什么支持着它。”
“它没有喂草料吗，可怜的东西？”朵拉问。
我开始想，还是推到明天吧。
“喂——喂了，”我说，“它被照料得很好。我是说，它没有像我那样，因为离你这么近而享有那种说不出的幸福。”
朵拉低下头，看着她的画，过了一会儿才说——这其间我一直坐在那里，浑身像发高烧一样，两条腿僵直得厉害——
“有一天那时候，你似乎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幸福呀。”
我现在明白了，我已无路可退，必须当场表白。
“你根本不把那点幸福放在心上，”朵拉微微扬起眉毛，摇着头说，“你坐在基特小姐身边的时候。”
我应该说明一下，基特就是那位穿粉红衣服、长着一双小眼睛的姑娘的名字。
“不过，我当然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乎，”朵拉说，“或者为什么把那叫作幸福。但当然，你说话不是当真的。而且我敢肯定，谁也不会怀疑你有完全的自由，爱怎样就怎样。吉普，你这淘气鬼，过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的。一刹那间我就做了。我截住了吉普。我把朵拉搂在怀里。我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一个字也不停。我告诉她我多么爱她。我告诉她没有她我会死去。我告诉她我把她当作偶像崇拜。吉普一直疯狂地叫着。
当朵拉低下头哭泣、颤抖的时候，我的雄辩越发激昂了。要是她愿意我为她去死，她只要说一个字，我随时准备着。没有朵拉的爱，生命无论以什么代价都毫无意义。我受不了，我也不愿意受。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我日日夜夜、每分每刻都在爱她。此刻我正爱她爱得神魂颠倒。将来我也永远每分每刻爱她爱得神魂颠倒。从前有情人也爱过，以后还会有情人来爱；但没有任何情人曾经、可能、能够、愿意或应该像我爱朵拉那样爱过。我越狂热地倾诉，吉普越疯狂地吠叫。我们两个，各自以各自的方式，一刻比一刻更疯狂。
好啦，好啦！没过多久，朵拉和我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吉普趴在她膝头，安详地朝我眨着眼。我心头的重负卸下了。我处于狂喜之中。朵拉和我订婚了。
我想，我们大概也隐隐知道，这桩事最终要通向婚姻。我们一定知道一些，因为朵拉提出条件：没有她爸爸的同意，我们绝不能结婚。但在我们青春的热狂中，我想我们其实并没有瞻前顾后；除了那无知的眼前，再没有任何企望。我们要对斯潘洛先生保守秘密；但我敢说，当时我脑子里从来没有闪过这样有什么不名誉的念头。
朵拉去找米尔斯小姐并把她带回来时，米尔斯小姐比平时更多了几分沉思——我猜想，是因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有某种倾向，会唤醒记忆洞穴中沉睡的回声。但她给了我们祝福，保证永远做我们的朋友，并以一个修道院中传出的声音所应有的身份，对我们说了些一般性的规劝。
那是一段多么虚掷光阴的日子啊！那是一段多么虚幻、幸福、痴傻的日子啊！
当我量朵拉的手指，要订做一只用勿忘我花形蓝宝石镶成的戒指时，当我拿着尺寸去见珠宝商、被他看出了秘密、在订单簿上笑个不停、还随他高兴为那件漂亮的小玩意儿漫天要价时——那戒指在我的记忆里与朵拉的手紧紧相连，以至于昨天我偶然看见同样的戒指戴在我自己女儿的手指上，心头竟不禁猛地一动，像是一阵痛楚！
当我怀着秘密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满心只想着自己的事，觉得自己爱朵拉、又被朵拉所爱是多么高贵，哪怕我是在空中行走，也不会比这更超脱于那些没有如此幸运、在地上爬行的人们之上！
当我们在广场的花园里相会，坐在那阴暗的凉亭中，那么幸福，以至于我爱伦敦的麻雀爱到今天，不为别的，只因为它们当初见过我们——我在它们烟灰色的羽毛中看到了热带的绚丽！
当我们发生第一次大争吵（订婚后一星期之内），朵拉把戒指退还给我，夹在一封令人绝望的折成三角帽形状的信里，信中用了那句可怕的话：“我们的爱情始于痴傻，终于疯狂！”这可怕的字眼使我揪着自己的头发，哭喊一切都完了！
当我在黑夜掩护下飞跑去见米尔斯小姐——我是偷偷在一间放着轧布机的后厨房里见她的——恳求她为我们调解，防止我们发疯。当米尔斯小姐担起这一使命，把朵拉带回来，并站在她自己辛酸青春的讲坛上，劝我们互相让一步，避开撒哈拉沙漠！
当我们哭过之后重新和好，再度幸福得不行，连那间后厨房、轧布机以及一切都变成了爱情的神殿，我们在那里商定通过米尔斯小姐通信，每天双方至少各写一封！
那是一段多么虚掷光阴的日子啊！那是一段多么虚幻、幸福、痴傻的日子啊！在时间掌握我的一切岁月之中，没有一段能让我回头追忆时如此哑然失笑，又如此满怀柔情。
“Stories of the world, in your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