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32. THE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第三十二章 漫长旅程的开始
我身上那些自然的东西，我推断，在许多其他人身上也同样自然，所以我不怕写下来：当我和斯梯福兹之间的纽带断裂时，我从未比那时更爱他。在他不配的真相令我痛苦万分之际，我想起他所有光辉之处，对他身上一切善良的东西更加心软，对他那些本可使他成为一个品格高尚、名垂青史之人的资质，我比在他最让我崇拜的时刻更加公正。尽管我深深感到，在他玷污一个诚实家庭这件事上，我无意中也有一份责任，但我相信，即使我与他面对面，我也说不出半句责备的话。我仍然会那么爱他——尽管他不再让我着迷——我会如此温柔地珍藏着对他的情谊，以至于我想，我会像一个心灵受了创伤的孩子一样软弱，只是心中绝不再存有一丝我们还能重归于好的念头。那个念头我从未有过。我像他一样感到，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结束。他对我怀着怎样的回忆，我永远不得而知——那些回忆也许很轻浮，轻易就被抛开了——但我对他的回忆，就像对一位已故挚友的回忆。
是的，斯梯福兹，早已远离这桩可怜故事所讲述的种种场景！在审判的宝座前，我的悲伤也许会不由自主地作证指控你；但我愤怒的念头或责备的话语永远不会，我知道！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镇；第二天早晨我走过街道时，听见人们在自己门口谈论这件事。许多人严厉地对待她，也有几个人严厉地对待他，但对她的第二个父亲和她的恋人，却只有一种看法。各色人等都怀着一种充满温柔与体贴的敬意，尊重他们身处悲痛之中的人们。那两人清晨在沙滩上缓步行走时，水手们都远远避开，三五成群地站着，同情地低声交谈。
我是在海滩上，紧靠海水边找到他们的。即使佩戈蒂没有告诉我，他们在天大亮时还像我刚离开时那样坐着，我也很容易看出他们一夜未眠。他们看上去疲惫不堪；我想佩戈蒂先生的头在一夜之间垂得比我所认识他的这些年里都更深。但他们两人都像大海本身一样庄重而坚定——那时大海躺在阴暗的天空下，没有波浪——却带着沉重的起伏，仿佛在安睡中呼吸——地平线上，被一弯看不见的太阳洒下的银色光带轻抚着。
“我们谈了很多，先生，”佩戈蒂先生在我们三人默默走了一会儿后对我说，“谈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现在我们看清我们的路了。”
我碰巧瞥了哈姆一眼，他正望着海上远处的光亮，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我心中——不是他的脸愤怒，因为那并不愤怒；我只记得那上面有一种严峻而决绝的表情——如果他有朝一日遇到斯梯福兹，他会杀死他。
“我在这里的责任，先生，”佩戈蒂先生说，“已经尽完了。我打算去寻找我的——”他停住了，然后用更坚定的声音继续说：“我打算去寻找她。这是我永远的责任。”
当我问他要去哪里寻找她时，他摇了摇头，又问我明天是否去伦敦。我告诉他我今天没有去，怕失去任何能为他效劳的机会；但只要他愿意，我随时可以走。
“先生，如果你同意的话，”他回答道，“我明天跟你一起去。”
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哈姆，”他随后又开口说，“他会继续做现在的工作，搬去和我妹妹一起住。那边的那条旧船——”
“您要抛弃那条旧船吗，佩戈蒂先生？”我温和地插嘴道。
“我的位置，卫少爷，”他回答说，“已经不在那里了；自从黑暗笼罩深渊之面以来，如果说有什么船沉没过，那条船已经沉了。但不，先生，不；我不是说它该被抛弃。远非如此。”
我们又像先前一样走了一会儿，直到他解释说：
“我的愿望是，先生，让它日日夜夜，冬夏春秋，都保持着她最初认识它时的模样。如果她有一天流浪归来，我不愿那个老地方显得把她拒之门外，您明白吗，而是显得引诱她靠近它，也许像一个幽灵，从风雨中透过旧窗户，窥视火炉旁的旧座位。然后，也许，卫少爷，看见那里只有格米奇太太，她就会有勇气颤抖着爬进去；也许会躺在她那张旧床上，在那曾经如此欢快的地方歇息她疲惫的头。”
我无法回答他的话，尽管我努力想说。
“每天晚上，”佩戈蒂先生说，“就像夜晚准时到来一样，蜡烛必须放在那块旧玻璃窗格上，这样如果她看见了，它就像在说‘回来吧，我的孩子，回来吧！’如果有什么敲门声，哈姆（特别是轻轻的敲门声），天黑以后，在你姑妈家门口，你不要走近。让她——不是你——看见我这堕落的孩子！”
他走到我们前面几步，在我们前面走了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又瞥了哈姆一眼，看见他脸上还是同样的表情，目光仍然投向远处那点亮光，我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用那种叫醒睡着的人的语气叫了他两次名字，他才注意到我。当我终于问他心思为何如此专注时，他回答说：
“想着前面等着我的事，卫少爷；还有那边的事。”“你是说你未来的生活吗？”他方才含混地指向大海那边。
“是的，卫少爷。我说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那边似乎向我传来——它的结局什么的，”他看着我，仿佛刚从梦中醒来，但脸上仍是同样坚定的表情。
“什么结局？”我问道，被先前那个恐惧攫住了。
“我不知道，”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在回想这一切的开始就发生在这里——然后结局就来了。但它过去了！卫少爷，”他又说；我想他是在回答我的目光，“您不用怕我：但我有点糊涂；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这话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说他不在自己状态上，非常混乱。
佩戈蒂先生停下来等我们赶上他：我们跟了上去，不再说话。然而，这件事与先前那个念头联系在一起，不时萦绕在我心头，直到那不可更改的结局在预定时刻到来。
我们不知不觉地走近那条旧船，走了进去。格米奇太太不再在她那个专属角落里郁郁寡欢，而是正忙着准备早餐。她接过佩戈蒂先生的帽子，为他放好座位，说话那么舒适柔和，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
“丹尼尔，我的好人儿，”她说，“你得吃吃喝喝，保住力气，没有力气你什么也做不了。试试吧，亲爱的！要是我那叽叽喳喳打扰了你，”她指的是她的唠叨，“就告诉我，丹尼尔，我就不说了。”
她给我们每人盛好饭后，退到窗边，在那里勤勤恳恳地修补一些属于佩戈蒂先生的衬衫和其他衣服，然后把它们整齐地叠好，装进一个水手们用的旧油布袋子里。与此同时，她用同样平静的语气继续说：
“不管什么时节，你知道，丹尼尔，”格米奇太太说，“我会一直在这里，一切都会照你的心愿办。我是个没什么学问的人，但你不在的时候，我会时不时给你写信，把信寄给卫少爷。也许你也会时不时给我写信，丹尼尔，告诉我你在那孤苦伶仃的旅途上感觉如何。”
“你会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女人在这里，我恐怕！”佩戈蒂先生说。
“不，不，丹尼尔，”她回答说，“我不会的。你别惦记我。我要做的事多着呢，要为你安一个家，”（格米奇太太指的是一个住处）“等你回来——在这里安一个家，迎接任何也许会回来的人，丹尼尔。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像从前那样坐在门外。要是有人走近，他们远远就能看见这个老寡妇还对他们忠心耿耿。”
格米奇太太在短短时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她简直变了一个人。她那么全心全意，那么敏锐地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那么忘却自己，那么体恤周围的悲伤，让我对她生出一种敬仰之情。她那天干了多少活啊！有许多东西要从海滩搬上来放进外屋——比如桨、网、帆、绳索、桅杆、龙虾笼、压舱沙袋之类的东西；尽管帮手很多，整个海岸上没有一个干活的手不愿意为佩戈蒂先生辛勤劳作，只要被请去帮忙就心满意足了，但她还是坚持一整天拖着那些她完全吃不消的重物，为各种不必要的跑腿来回奔波。至于哀叹自己的不幸，她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什么不幸了。她在同情之中保持着一种平静的乐观，这在她身上发生的转变中最不令人吃惊的正是这一点。抱怨不休已经谈不上了。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她的声音颤抖，或有一滴眼泪从她眼中溢出，整整一天，直到黄昏时分；那时她、我和佩戈蒂先生单独在一起，而他已经筋疲力尽地睡着了，她才忍不住一阵压抑的抽泣和哭泣，把我拉到门口，说：“上帝永远保佑您，卫少爷，做他的朋友吧，可怜的亲人！”然后，她立刻跑出屋去洗脸，好让自己能安静地坐在他身边，在他醒来时被发现正在那里干活。总之，我晚上离开时，她已经是佩戈蒂先生悲痛中的支柱和依靠；我对从格米奇太太身上读到的教训，以及她向我展现的新体验，怎么思量都不够。
九点到十点之间，我怀着忧郁的心情在镇上闲逛，在奥默先生家门口停了下来。他的女儿告诉我，奥默先生为此事太伤心了，一整天都情绪低落、身体不适，没抽烟斗就上床睡了。
“一个骗人的、坏心肠的姑娘，”乔拉姆太太说。“她从来就没有什么好！”
“别这么说，”我回答。“你不是这么想的。”
“不，我就是这么想的！”乔拉姆太太气愤地喊道。
“不，不，”我说。
乔拉姆太太把头一甩，想装出非常严厉、生气样子；但她控制不住自己柔软的一面，哭了起来。我那时当然还年轻；但我因为这同情心而对她好感大增，并觉得这让她这个贤惠的妻子和母亲形象添彩不少，确实如此。
“她往后可怎么办啊！”明妮哽咽着说。“她要去哪里！她会变成什么样！哦，她怎么能这么狠心，这样对自己，也这样对他！”
我记得明妮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的时候；我很高兴她也那么动情地记得那个时候。
“我的小明妮，”乔拉姆太太说，“刚刚才哄睡着。连在睡梦里她都在为埃米莉抽泣。一整天，小明妮都为她哭，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埃米莉是不是很坏？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埃米莉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把她自己脖子上的丝带系在小明妮的脖子上，然后把自己的头靠在小明妮旁边的枕头上，直到她睡熟了！现在那条丝带还系在我的小明妮脖子上。也许不该留着，但我能怎么办呢？埃米莉很坏，可她们彼此要好。而那孩子什么也不知道！”
乔拉姆太太如此伤心，她丈夫出来照料她。让他们俩待在一起，我回家去了佩戈蒂那里；我自己比先前更加忧郁，如果可能的话。
那个好人——我是指佩戈蒂——尽管经历了最近的焦虑和不眠之夜，仍然不知疲倦，去了她哥哥那里，打算在那里待到早晨。一个老妇人，过去几周一直在佩戈蒂无法料理家务时帮工，除了我之外，这个家唯一的另一个住户就是她。我既然不需要她伺候，就打发她睡觉去了，她求之不得；我在厨房炉火前坐了一会儿，思考这一切。
我正把这些事和已故巴吉斯先生的临终情景融合在一起，随着潮水向远处驶去——就是哈姆早上那么古怪地望着的地方——这时一阵敲门声把我从遐想中唤了回来。门上有一个门环，但发出声音的不是它。那敲击是手的敲击，落在门的下部，仿佛是孩子敲的。
这一声让我惊跳起来，仿佛是一个听差给一位贵人敲门似的。我打开门；起初低头一看，令我惊愕的是，只见一把大伞，像是自己在走路。但随即我看见伞下是莫彻小姐。
如果她在收起那把费尽力气也合不拢的伞之后，向我露出那张在我和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轻佻”表情的脸，我或许不会准备给这个小个子一个非常友善的接待。但当她仰起脸看着我时，那神情是那么恳切；当我替她接过伞（那把伞对爱尔兰巨人来说也会是个碍事的东西）时，她那么痛苦地绞着她的小手；我不禁对她有了几分好感。
“莫彻小姐！”我说，先上下打量了一下空荡荡的街道，也不清楚除了她我还期望看到什么；“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出什么事了？”她用她短小的右臂向我示意，让我替她把伞合上；然后匆匆走过我身边，进了厨房。等我关上门，拿着伞跟进去，发现她坐在壁炉炉栏的角上——那是一个矮铁炉栏，上面有两根平条可以放盘子——在锅炉的阴影里，前后摇晃着身子，双手在膝盖上搓着，像是一个疼痛难忍的人。
我很是惊慌，竟然成了这次不合时宜的来访的唯一接待者，也是这种不祥举止的唯一目睹者，又喊道：“请告诉我，莫彻小姐，出了什么事！您病了吗？”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莫彻小姐回答说，双手交叠按在胸口。“我这里面病了，病得很重。一想到竟会弄到这种地步，而我本可以早知道，也许还能阻止，要是我不是个没头脑的傻瓜的话！”
她的大帽子（与她的身材极不相称）又随着她小小的身体前后摇晃而摆动起来；墙上映着一个巨大的帽子影子，与之同步摇摆。
“我很惊讶，”我开口说，“看到您这么悲痛、这么严肃”——她打断了我。
“是的，总是这样！”她说。“他们都惊讶，这些不体谅人的年轻人，都长大成人了，看见我这样一个小东西身上有自然的情感就惊讶！他们把我当玩具，拿我取乐，玩腻了就扔掉，然后奇怪我竟然比玩具马或木偶兵感受更多！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老一套！”
“别人也许是那样，”我回答，“但我向您保证我不是。也许我本不该看到您现在这样子而惊讶：我对您了解太少了。我脱口而出说了我心里想的，没有考虑。”
“我有什么办法？”那小个子女人回答说，站起来，伸出双臂展示自己。“看！我这样子，我父亲就是这样；我姐姐是这样；我哥哥也是这样。我这些年来一直为姐姐和哥哥干活——很辛苦，科波菲尔先生——整天干。我得活下去。我不伤害人。如果有些人那么不假思索或那么残忍，拿我开玩笑，我除了拿自己、拿他们、拿一切开玩笑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一时间这样做，那又是谁的错？我的吗？”
不。不是莫彻小姐的错，我明白了。
“如果我当初向您那位虚伪的朋友表现出我是一个敏感的矮子，”那小个子女人继续说，带着责备的认真劲儿冲我摇头，“您想我会得到他多少帮助或好感？如果小莫彻（年轻先生，她可不是自己把自己造成这样的）因为自己的不幸而巴结他或他那样的人，您以为她的小声音什么时候会被听见？小莫彻即便是一个最辛酸最沉闷的侏儒，也同样需要活下去；但她做不到那样。不。她也许只能吹着口哨要面包黄油，一直吹到断气。”
莫彻小姐又在炉栏上坐下来，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
“如果您有一颗好心肠，我想您有的话，那就替我庆幸吧，”她说，“我虽然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却还能愉快地忍受这一切。我无论如何为自己庆幸，我能在这世上找到自己渺小的路，不欠任何人情；而且作为对所有朝我扔来的东西——那些愚蠢或虚荣的东西——的回敬，我能把泡泡扔回去。如果我不去苦苦思虑我缺少的一切，那对我更好，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如果我是你们这些巨人的玩具，那就对我温柔些。”
莫彻小姐把手帕放回口袋里，一直用非常专注的眼神看着我，然后继续说：
“我刚才在街上看见您了。您可能以为凭我这短腿和短气，走不了您那么快，我没能追上您；但我猜到了您从哪里来，就跟了过来。我今天已经来过这里一次，但那位好女人不在家。”
“您认识她吗？”我问。
“我听说过她，也知道她的事，”她回答说，“从奥默和乔拉姆那里。我今天早上七点钟就在那里了。您还记得斯梯福兹那次在客栈里看见你们俩时，对我提到这个不幸姑娘说的话吗？”
莫彻小姐头上的大帽子，和墙上那个更大的帽子，在她问这个问题时又开始前后摇摆起来。
我清楚地记得她指的是什么，那天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我这么告诉了她。
“愿万恶之父诅咒他，”那小个子女人说，竖起食指挡在我和她那闪闪发亮的眼睛之间，“再十倍地诅咒那个邪恶的仆人；但我当时相信是您对她怀着一份少年人的痴情！”
“我？”我重复道。
“孩子，孩子！以那盲目的厄运之名，”莫彻小姐喊道，不耐烦地绞着手，又在炉栏上走来走去，“您为什么那样夸她，脸红，看起来心神不定的？”
我无法对自己掩饰我确实做了这些，尽管原因与她的猜测大不相同。
“我知道什么？”莫彻小姐说，又掏出手帕，每隔一会儿就用双手同时擦一下眼睛，每擦一次就在地上跺一下小脚。“我看见他在算计您、哄骗您；我看见您在他手里是块软蜡。我离开房间才一分钟，他的仆人不是就告诉我，说‘天真的小青年’（他是这么叫您的，您可以一辈子都管他叫‘老罪人’）一心想上了她，而她轻浮，也喜欢他，但他的主人决意不让这事出岔子——更多是为了您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她——他们到这里来就是办这件事的？我怎么能不相信他呢？我看见斯梯福兹用对她的赞美来安抚您、取悦您！是您头一个提起她的名字。您承认从小仰慕她。我跟您提起她时，您忽冷忽热，忽红忽白。我能想什么——我确实想了什么——还不是您是个除了经验之外什么都是的小浪荡子，落入了有足够经验、能摆布您（既然有那兴致）为您好的人手里？哦！哦！哦！他们怕我发觉真相，”莫彻小姐喊道，从炉栏上下来，痛苦地举着两条短胳膊在厨房里小跑着来回走动，“因为我是个精明的小东西——我得精明，才能在这世上混下去！——他们把我完全骗了，我给那个可怜不幸的姑娘写了一封信，我完全相信那就是她后来和利提摩说话的开端，而利提摩是故意留下的！”
我站在那里，对这全部背信弃义的揭露感到惊愕，看着莫彻小姐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直到她喘不过气来：这时她又坐到炉栏上，用手帕擦着脸，长时间地摇着头，既不移动也不开口。
“我那跑乡下各处的营生，”她终于又说，“前天晚上把我带到了诺里奇，科波菲尔先生。我在那里碰巧发现的，关于他们瞒着您偷偷来来去去的行径——这很奇怪——使我不禁怀疑有什么不对劲。我昨天晚上搭上从伦敦开来的马车，它经过诺里奇，我今天早上就到了这里。哦，哦，哦！太迟了！”
可怜的小莫彻哭过、烦躁过后浑身发冷，于是她在炉栏上转过身来，把她那双可怜的湿漉漉的小脚伸进灰烬里取暖，然后坐在那里望着炉火，像个大洋娃娃。我坐在炉膛另一侧的一张椅子上，沉浸在忧伤的沉思中，也望着炉火，有时望望她。
“我得走了，”她终于说，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天晚了。您不疑心我吧？”
她问我时投来的锐利目光和以前一样锐利，面对这简短的追问，我不能完全坦率地回答不。
“得了！”她说，接受了我的手帮她跨过炉栏，渴望地仰望着我的脸，“您知道，要我是个高个子的女人，您就不会疑心我了！”
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也为自己感到有些羞愧。
“您是个年轻人，”她点头说。“听听一句忠告吧，哪怕是从一个三尺矮子那里。我的朋友，别把身体上的缺陷和精神上的缺陷联系起来，除非有确凿的理由。”
她现在已跨过炉栏，我也已打消了疑心。我告诉她，我相信她对我作了忠实的交代，我们都不过是设计者手中的不幸工具罢了。她谢了我，说我是个好人。
“现在，记住！”她嚷道，在去门口的路上又转过身来，再次竖起食指，精明地看着我。——“我根据我所听到的有些理由怀疑——我的耳朵总是竖着的；我不能浪费我所拥有的任何本事——他们已经出国了。但如果他们回来，如果他们其中任何一个回来，在我活着的时候，像我这样到处走动，我比别人更有可能很快发现。我所知道的，您都会知道。如果我能做什么来帮助那个可怜的、被背叛的姑娘，我会忠实地去做，愿上天保佑！利提摩最好有条猎犬跟在身后，而不是让小莫彻盯着他！”
我看着她那番话时带着的表情，对这一最后声明深信不疑。
“信任我，不要多于信任一个高个子女人，也不要少于信任一个高个子女人，”那小个子女人说，恳求地碰了碰我的手腕。“如果您再见到我，不像我现在的样子，而像我第一次见到您时的样子，那您就看看我和什么人为伴。记住我是一个非常无助、毫无防御能力的小东西。想想我干完一天的活回家，和与我一样的哥哥、与我一样的姐姐在一起的情形。那样也许您就不会对我太苛刻，也不会因为我能悲伤和严肃而惊讶了。晚安！”
我向莫彻小姐伸出手，对她的看法与之前截然不同了，然后打开门让她出去。把那样一把大伞撑开并让她稳稳地握在手里可不是一件小事；但最后我总算成功地做到了，然后看着它在雨中沿着街道一颠一颠地走去，完全看不出下面有任何人，只有一次当某个水满过溢的檐槽喷下一大股比平时更猛的水流时，把它打翻到一边，露出莫彻小姐正拼命地想把伞扶正。我做了一两次冲出去帮她的尝试，但那伞像一只巨大的鸟一样在我到达之前又蹦跳着直立起来，我的尝试全白费了。我进了屋，上床睡觉，一觉睡到天亮。
早晨，佩戈蒂先生和我的老保姆来与我汇合，我们一早就去了马车公司，格米奇太太和哈姆正在那里等着给我们送行。
“卫少爷，”哈姆悄声说着，把我拉到一边，趁着佩戈蒂先生正在把袋子塞进行李中间的时候，“他的生活完全破碎了。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他踏上的这趟旅程，断断续续地，将持续他余生所有的日子，相信我的话，除非他找到他要找的东西。我相信您会做他的朋友，卫少爷？”
“相信我，我一定会，”我说着，恳切地与哈姆握手。
“谢谢。谢谢您，非常仁慈，先生。还有一件事。我有份好工作，您知道，卫少爷，我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花我挣的钱。钱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了，除了维持生活。如果您能替他花这笔钱，我会干得更尽心。不过说到那，先生，”他说得很平稳温和，“您不必担心我不像男人一样好好干活，尽我所能做到最好！”
我告诉他我对此完全相信；我还暗示说，我希望甚至会有那么一天，他不再过他现在自然设想的那种孤独生活。
“不，先生，”他摇着头说，“那一切对我来说都已经过去、结束了，先生。谁也填补不了那个空着的位置。但您记住那笔钱的事，随时有一些为他攒着的，好吗？”
我提醒他，佩戈蒂先生从他已故妹夫的遗赠中有一份稳定——虽然确实非常微薄——的收入，然后我答应了他。我们随即互相道别。即使现在，我也不能离开他不带着一阵刺痛，同时想到他那谦逊的坚韧和他巨大的悲伤。
至于格米奇太太，如果我要努力描述她怎样沿着街道在马车旁边奔跑，透过她努力抑制的泪水，眼里只有车顶上佩戈蒂先生一个人，还不断撞在迎面而来的人身上，那我可是接下了一桩相当困难的任务。所以我最好还是把她描写为坐在一家面包店门口的台阶上，喘不过气来，帽子里已经没有形状了，一只鞋掉了，躺在相当远的便道上。
我们到达旅程终点后，第一件事就是为佩戈蒂找一间小住处，让她哥哥能有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很幸运找到了一间，在一个蜡烛店楼上，非常干净便宜，离我只有两条街。我们定下这个住处后，我在一家饭馆买了些冷肉，带着我的旅伴们回我的住处喝茶；我得遗憾地说，这一举动没有得到克虏普太太的赞成，恰恰相反。不过，我应该说明一下，那位太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佩戈蒂进来还不到十分钟，就把她的寡妇长袍的下摆掖起来，动手打扫起我的卧室来，这大大得罪了她。克虏普太太把这看作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而她说，越俎代庖是她决不允许的。
佩戈蒂先生在来伦敦的路上向我作了一番通报，我对这事并非毫无准备。那就是，他打算先去见斯梯福兹太太。我觉得我有责任帮他做这件事，也有责任在他们之间调停；为了尽可能少伤那位母亲的感情，我当晚就给她写了信。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她他所受的委屈，以及我自己在他所受伤害中的份额。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品格极其温和正直；我冒昧地表示希望她不要拒绝在他沉重的悲痛中见他。我提到下午两点作为我们到达的时间，并且我亲自把这封信交给早班第一班马车送去。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站在了那扇门前——那座房子的大门，几天前我还在这里那么快乐：我年轻时代的信任和满腔热忱曾在这里如此自由地倾注；从此这扇门对我关闭了：如今这里已是一片荒废，一片废墟。
利提摩没有出现。我上次来访时接替他的那张更讨喜的面孔应了我们的门铃，领我们走进客厅。斯梯福兹太太正坐在那里。我们走进去时，罗莎·达尔特尔从房间另一部分悄无声息地滑过来，站在她椅子后面。
我立刻从她母亲脸上看出，她是从他本人那里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她脸色非常苍白；上面带着比仅仅我的一封信——而那封信又被她溺爱之下的疑虑削弱了——所能带来的更深的情感痕迹。我觉得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他；我还感到，而不是看到，这种相似没有逃过我的同伴的眼睛。
她笔直地坐在扶手椅上，带着一种庄严、不动声色、毫无感情的神态，仿佛什么也无法惊扰她。当佩戈蒂先生站在她面前时，她非常坚定地看着他；他也同样坚定地看着她。罗莎·达尔特尔锐利的目光扫过我们所有人。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
她示意佩戈蒂先生坐下。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太太，在这座房子里坐下，我觉得不自在。我宁愿站着。”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是她打破的：
“我深为遗憾地知道，是什么把您带到这里。您要我做什么？您要请求我做什么？”
他把帽子夹在胳膊下，在胸前摸索着埃米莉的信，取出，展开，递给她。“请您读读这个，太太。这是我侄女的笔迹！”
她读完了信，还是那副庄严而不动声色的样子——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内容并未触动她——然后把信还给他。
“‘除非他以贵妇人的身份把我带回来，’”佩戈蒂先生用指头描出那部分说。“我来是要知道，太太，他是否会遵守他的诺言？”
“不会，”她回答说。
“为什么不会？”佩戈蒂先生说。
“那是不可能的。他会辱没自己。您不可能不知道她远在他之下。”
“把她抬上来！”佩戈蒂先生说。
“她没有受过教育，无知无识。”
“也许她不是那样；也许她是，”佩戈蒂先生说。“我觉得她不是，太太；但那类事我不在行。请把她教得更好些！”
“既然您逼我把话说得更明白些，而我又非常不愿意那样做，那么我告诉您，她那卑微的亲戚关系就会使这样一件事成为不可能，即使没有别的因素。”
“听听这个，太太，”他缓慢而平静地回答说。“您知道爱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滋味。我也知道。即使她做一百次我的孩子，我也不能更爱她了。您不知道失去孩子是什么滋味。我知道。世上所有的财富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即使是我的），没法把她买回来！但是，把她从这种耻辱中解救出来，她就永远不会被我们羞辱。在她身边长大的我们这些人，这些年来和她一起生活、把她当作自己的一切的我们这些人，再也不会看到她那张可爱的脸了。我们会心甘情愿地让她去；我们会心甘情愿地想着她，远远的，仿佛她生活在另一片阳光和天空之下；我们会心甘情愿地把她托付给她的丈夫——也许是她的孩子们——然后等待着我们所有人都在上帝面前变得平等的那一刻！”
他说这番话时那粗犷的雄辩，并非毫无效果。她仍然保持着高傲的神情，但回答时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柔和：
“我不为任何事辩护。我也不提出反控。但我很遗憾地重复一遍，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桩婚姻会不可挽回地毁掉我儿子的前程，毁掉他的前途。再没有比这更确定的了：它绝不可能发生，绝不会有。如果有什么别的补偿——”
“我正看着那张脸的肖像，”佩戈蒂先生打断了他，目光坚定但开始发亮，“那张脸曾在我的家里，在我的炉火边，在我的船上——什么地方没有呢？——微笑着、友善地望着我，而那时它却是那么背信弃义，我一想起来就几乎发狂。如果那张脸的肖像，一想到要拿钱来补偿我的孩子所受的打击和毁灭却不燃起熊熊怒火，那它也一样的坏。我不知道，它既然是一位太太的脸，是不是更坏。”
她现在一下子变了。愤怒的红晕布满了她的面容；她以一种不容分说的语气说，双手紧紧抓住扶手椅：
“您在您我之间挖了这样一道深渊，您能拿什么来补偿我？您的爱比起我的爱来算什么？您的分离比起我们的分离来算什么？”
达尔特尔小姐轻轻碰了碰她，低下头对她耳语，但她一个字也不肯听。
“不，罗莎，一个字也不要说！让这个人听我说！我的儿子，我一生所关注的对象，我每一个念头都献给了他，从小我就满足他的每一个愿望，从他出生起我就没有过与他分离的独立存在——却在一瞬间看上一个下贱的姑娘，还躲避我！为了她的缘故，用有系统的欺骗来回报我的信任，为了她而抛弃我！把这荒唐的幻想，拿来对抗他母亲对他的责任、爱、尊重、感激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他生命的每一个日子里、每一个小时里都应当已强化为坚不可摧的纽带！这难道不是伤害吗？”
罗莎·达尔特尔又试图安抚她；还是徒劳。
“我说了，罗莎，一个字也不要讲！如果他能把他的一切押在最微不足道的对象上，我也能把我的一切押在一个更伟大的目标上。让他带着我的爱为他确保的财富，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吧！他以为长期离开就能让我屈服吗？如果他这样想，那他太不了解他的母亲了。让他现在抛弃他的荒唐念头，欢迎他回来。让他现在不抛弃她，那他就永远不要靠近我，不论我活着还是临终，只要我还能举起手来表示反对；除非他永远摆脱了她，然后谦卑地到我面前来乞求我的宽恕。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要得到的承认。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隔阂！而这，”她添上说，用她开始说话时那种骄傲而不容分说的神情看着她的客人，“难道不是伤害吗？”
当我听见和看见这位母亲说出这些话时，我仿佛听见和看见她的儿子在蔑视它们。我从前在他身上看到过的一切倔强执拗的精神，我在她身上都看到了。我现在对他那被引入歧途的活力的理解，也变成对她的性格的理解，并且领悟到，就其最强烈的根源而言，二者是同一的。
她这时恢复了先前那种克制，对我大声说，再听下去或再说下去都没有用了，她请求结束这次会面。她带着尊严站起身来要离开房间，这时佩戈蒂先生示意不必了。
“太太，不用担心我会妨碍您什么，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他说着朝门口走去。“我来的时候不抱希望，走的时候也不带走希望。我做了我认为该做的事，但我从不指望站在这里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所房子对我和我一家来说已经坏透了，我不可能神志清醒地指望它。”
说完这些话，我们就离开了；留下她站在她的扶手椅旁边，一幅高贵仪态和美貌面容的画面。
我们出去时要穿过一个铺着石板的门厅，四周和顶棚都是玻璃的，上面爬着一棵葡萄藤。那时它的叶子和新枝都是绿的，天气晴朗，两扇通向花园的玻璃门敞开着。罗莎·达尔特尔在我们走近那两扇门时悄无声息地从这条路走进来，对我说道：
“您做得真好，”她说，“真的，把这个人带到这里来！”
如此集中的愤怒和轻蔑使她脸色变暗，在她乌黑的眼中闪烁，我无法想象甚至那张脸里能容下这样的情绪。锤子留下的疤痕，在她这种激动的表情下，一如既往地明显。当我看着她时，先前见过的那种搏动又出现在疤痕上，她竟然举起手来，打了那道疤痕一下。
“这就是一个人，”她说，“要来庇护并带到这里来的人，是不是？您真是个有出息的男人！”
“达尔特尔小姐，”我回答说，“您当然不会这么不公正，来谴责我吧！”
“您为什么要在两个疯狂的家伙之间制造分裂？”她回答说。“您难道不知道他们都因为各自的任性和骄傲而疯了吗？”
“这是我的错吗？”我回答说。
“是您的错！”她反唇相讥。“您为什么把这个人带到这里来？”
“他是一个深受伤害的人，达尔特尔小姐，”我回答说。“您也许不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詹姆斯·斯梯福兹，”她说，手按在胸口，仿佛要压住那里翻腾的风暴不让它发出巨响，“有一颗虚伪、堕落的灵魂，是一个叛徒。但这个人和他那个下贱的侄女，我需要知道或理会些什么？”
“达尔特尔小姐，”我回答说，“您在加深这伤害。伤害已经够深的了。临别我只想说一句，您大大地冤枉了他。”
“我没有冤枉他，”她回答说。“他们是一群堕落而无价值的人。我倒想让人把她鞭打一顿！”
佩戈蒂先生一言不发地走了过去，走出了门。
“哦，可耻，达尔特尔小姐！可耻！”我愤慨地说。“您怎么忍心践踏他这无辜的悲痛！”
“我要把她们统统踩在脚下，”她回答说。“我要让人拆掉他的房子。我要让人在她脸上打上烙印，给她穿上破衣烂衫，赶到街上饿死。如果我有权力审判她，我要亲眼看到这一切做成。亲眼看到做成？我会亲手去做！我恨她。如果我能当面辱骂她那可耻的处境，我会到任何地方去这样做。如果我能把她追赶到坟墓里，我会的。如果有什么安慰的话语可以在她弥留之际给她一些慰藉，而只有我掌握着这句话，我宁死也不会把它交出来。”
我明白，仅凭她话语的激烈程度，只能传达出她被激情攫住的微弱印象；那激情在她整个身躯中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尽管她的声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比平时更低了。我对她的任何描述都不足以公正地反映我对她的记忆，或者她完全沉浸于自己愤怒中的样子。我见过许多形式的激情，但我从未见过那种样子的。
当我赶上佩戈蒂先生时，他正慢慢悠悠、若有所思地走下坡。我一追上他，他就告诉我，既然他在伦敦打算做的事已经在他心里放下了，他打算当晚“踏上他的旅途”。我问他打算去哪里？他只回答说：“我打算去，先生，寻找我的侄女。”
我们回到蜡烛店楼上那间小住处，我在那里找到一个机会把他对我说的话转告佩戈蒂。她则告诉我，他今天早上也对她说了同样的话。她和我一样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但她觉得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我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他，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了一顿牛排腰子饼——那是佩戈蒂闻名于世的许多好东西之一——我记得很清楚，这次这道饼被楼下店铺里不断升上来的各种味道——茶、咖啡、黄油、咸肉、乳酪、新鲜面包、柴火、蜡烛和核桃酱——混合在一起，染上了一种奇特的风味。饭后我们在窗边坐了一个来小时，话不多；然后佩戈蒂先生站起来，拿出他的油布袋子和粗壮的手杖，把它们放在桌上。
他从妹妹手头的现款中，接受了一小笔钱，算是他的遗产预支；我本觉得那点钱大概只够他维持一个月。他答应，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就会与我联系；然后他挎上袋子，拿起帽子和手杖，向我们两人道了“再见！”
“一切好运伴随着您，亲爱的老妹妹，”他说着拥抱了佩戈蒂，“也伴随着您，卫少爷！”和我握了握手。“我要去寻她，走遍天涯海角。如果她在我离开的时候回到家里——可是，啊，那是不大可能的！——或者如果我把她带回来，我的意思是，她和我将在一个没有人能责备她的地方生生死死。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记住我留给她的最后的话是：‘我对我的宝贝孩子不变的爱与她同在，我原谅她！’”
他说这番话时庄严地脱帽而立；然后戴上帽子，走下楼梯，走了。我们跟到门口。那是一个温暖而尘土飞扬的黄昏，正是在那条小巷拐出去的大街上，便道上永无休止的脚步声出现了暂时停歇的时刻，一片强烈的红色阳光。他独自一人，在我们那条荫蔽街道的拐角处，转身走进一片光辉之中，我们就在那里失去了他的身影。
那个黄昏的时刻来临，我很少不想到他那孤独跋涉的身影，可怜的朝圣者，也很少不在夜里醒来时、仰望月亮或星星时，或者看着雨落、听着风啸时，不记起那些话语：
“我要去寻她，走遍天涯海角。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请记住我留给她的最后的话是：‘我对我的宝贝孩子不变的爱与她同在，我原谅她！’”
“Stories of the world, in your langu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