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6. I FALL INTO CAPTIVITY
第二十六章 我落入了囚笼
第二十六章 我落入了囚笼
直到艾格尼斯离开镇上的那天之前，我再没有见过尤赖亚·希普。我在驿站马车办事处向她告别，目送她离去；而他，也正乘坐同一辆马车返回坎特伯雷。我略感欣慰的是，看见他那件瘦削的、短腰身、高肩膀、桑葚色的外套，连同他那把像小帐篷似的雨伞，高高堆在车顶后座的边缘，而艾格尼斯自然是坐在车厢里面。然而，当艾格尼斯在旁看着的时候，我努力对他表示友善时所忍受的一切，或许也值得这一点小小的补偿吧。在马车窗前，就像在那次晚宴上一样，他片刻不停地在我们身边盘旋，像一只巨大的秃鹫，贪婪地吞食着我同艾格尼斯说的每一个字，或是艾格尼斯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他当着我的炉火把那件事披露出来以后，我便陷入烦恼之中，在那段日子里，我反复思索艾格尼斯谈到那合伙关系时所说的话。“我做了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确信为了爸爸的安宁，必须做出这个牺牲，于是我便恳求他做出牺牲。”自从那时起，一种痛苦的预感便一直压抑着我：为了他的缘故，她也会怀着同样的心情，对任何牺牲都甘心承受，并以此自持。我知道她多么爱他。我知道她那天性中何等的虔诚。我从她自己的嘴里知道，她认为自己是他种种过失的无辜根源，欠着他一笔她热切渴望偿还的巨债。看到她同这个穿着桑葚色外套的可恶的鲁弗斯多么不同，我得不到任何安慰，因为我觉得，正是在他们之间的那种差异中，在他们纯洁灵魂的克己和卑劣心灵的龌龊之间，蕴藏着最大的危险。这一切，他无疑全都深知，并且以他的狡猾，早已深思熟虑过了。
然而我又如此确信，这种牺牲的前景哪怕远在天边，也必定会毁掉艾格尼斯的幸福；我又如此确信，从她的态度来看，她当时尚未察觉到这一点，那阴影也还未曾投射到她身上；因此我宁愿伤害自己，也不愿给她任何关于即将降临之事的警告。就这样，我们分别时没有说明什么：她在马车窗口挥手微笑告别；她那邪恶的魔星在车顶上扭动着身子，仿佛已将她攥在掌心里，正在得意扬扬。
这告别的一瞥，很长时间都无法从我心头抹去。当艾格尼斯写信告诉我她平安抵达时，我仍然像亲眼看着她离去时一样痛苦。每当我陷入沉思，这个话题必定浮现出来，我的一切不安也必定加倍袭来。几乎没有一夜我不梦见它。它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与我的生活密不可分，就像我自己的脑袋一样。
我有充分的闲暇来细细品味我的不安：因为斯提福兹在牛津，他写信告诉我的，而我不在博士公堂的时候，便十分孤单。我相信在这段时期，我对斯提福兹怀有一种隐约的不信任。我极其亲切地回了他的信，但总的来说，我想我还是高兴他那时不能来伦敦的。我怀疑真相是这样的：艾格尼斯的影响落在我身上，没有因为见到他而受到干扰；而且这影响对我来说更为强大，因为她在我的思想和关注中占了那么大的一份。
与此同时，日子和星期一天天溜走。我跟斯本罗—约金斯事务所订了学徒契约。我姨妈给我一年九十镑（不包括房租和各种杂项开支）。我的房间确定了租期十二个月：虽然我仍然觉得夜晚凄凉，黄昏漫长，但我能沉下心来，陷入一种平稳的低落情绪，安心喝咖啡——如今回想起来，在我一生中大约这个时期，我似乎是以加仑为单位喝咖啡的。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我有了三项发现：第一，克鲁普太太是一个叫做“痉挛症”的古怪疾病的殉道者，这病通常伴随着鼻子发炎，需要不断用薄荷来治疗；第二，我那个食品贮藏室的温度有些古怪，使得白兰地酒瓶常常爆裂；第三，我在世上孤身一人，而且很喜欢用零散的英文诗句来记载这一情况。
在我签订学徒契约的那一天，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只是我给事务所的职员们买了三明治和雪利酒，晚上独自去了剧院。我去看《陌生人》，作为一出博士公堂式的戏，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回家后在镜子里几乎认不出自己来。斯本罗先生在那次办完公事后说，要不是因为女儿在巴黎完成学业即将归来，家里安排有些凌乱，他本来很乐意请我到他在诺伍德的家中做客，庆祝我们结为关联。不过，他暗示说，等她女儿回家后，他希望有幸款待我。我知道他是个鳏夫，有一个女儿，便向他表示了感谢。
斯本罗先生果然言而有信。过了一两个星期，他提起这个约定，说如果我能赏光，下星期六去他家，住到星期一，他将极其高兴。我当然说愿意赏光；他将用他的轻便马车载我去，再载我回来。
到了那一天，连我的旅行包都成了那些领薪职员们崇敬的对象，对他们来说，诺伍德的那座房子是一个神圣的谜。其中一人告诉我，他听说斯本罗先生吃饭时全部用的是金银器和瓷器；另一个人暗示说，香槟酒像平常的桶装啤酒一样，随时取用。那位戴假发的老职员，名叫蒂菲先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因公去过那里好几次，每次都深入到了早餐室。他描述说那是一间极其豪华的房间，还说他在那里喝过棕色的东印度雪利酒，品质之珍贵让人不由得眨眼。那天我们在教会法庭有一件延期审理的案件——关于将一个在教区会上反对铺路税的面包师逐出教会的案子——据我计算，证词的长度恰好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两倍，所以我们结束得相当晚。不过，我们终于把他逐出教会六个星期，并判处他承担无数费用；然后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和双方的辩护律师（他们彼此都沾亲带故）一起出城去了，斯本罗先生和我便乘着轻便马车出发了。
那辆轻便马车十分漂亮；马儿们弯起脖颈，抬起腿来，仿佛知道它们属于博士公堂似的。博士公堂里在一切摆阔的事情上竞争都很激烈，那时那里确实出了些非常讲究的马车；不过我向来认为，而且永远都会认为，在我那个时代，那里最大的竞争项目是浆洗过的衣领，我以为代诉人们穿着的浆领之多，已经到了人类天性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们一路上十分愉快，斯本罗先生给了我一些关于我这行职业的指点。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体面的职业，万万不可与事务律师的职业混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远远更为排他，更少机械性，更为有利可图。他说，我们在博士公堂里做事，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要轻松得多，这使我们成为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与众不同。他说，我们主要受雇于事务律师，这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但他让我明白，那些人是低等种族，任何稍有身份的代诉人都普遍看不起他们。
我问斯本罗先生，他认为哪种业务最好？他回答说，一桩有争议遗嘱的好案子，涉及一笔三万或四万英镑的干干净净的小财产，也许是最好的了。他说，在这样一桩案子里，不仅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十分可观的油水，而且有关质询和反质询的证据堆积如山（更不用说还可以上诉，先上诉到代表法庭，再到上议院），而且，由于费用最后几乎肯定会从遗产中支付，双方都会以活泼而热烈的方式投入其中，费用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然后，他对博士公堂大加颂扬。他说，博士公堂特别值得赞美的地方，在于它的紧凑。它是世界上组织最便利的地方。它是舒适惬意的完美体现。它尽在一握之中。例如：你把一个离婚案，或一个恢复同居权案，带到教会法庭。很好。你在教会法庭审理它。你在一群亲友中间，把它变成一场安静的小小圆桌游戏，从容不迫地玩完。假定你对教会法庭不满意，那你怎么办？嘿，你到拱形法庭去。拱形法庭是什么？是同一个法庭，同一个房间，同一条律师席，同一批执业者，只是换了另一位法官，因为教会法庭的法官可以在任何开庭日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庭。好了，你再把你的圆桌游戏玩一遍。你还是不满意。很好。那你怎么办？嘿，你到代表法庭去。代表法庭是什么？嘿，教会代表法庭就是那些没有业务的辩护律师，他们在两个法庭里玩圆桌游戏时一直在旁观，看着洗牌、切牌、出牌，又同所有玩家谈论过，现在以法官身份新鲜登场，把事情解决得让大家都满意！心怀不满的人可以谈论博士公堂里的腐败、博士公堂里的封闭，以及改革博士公堂的必要性，斯本罗先生最后严肃地说；但是当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最高的时候，博士公堂也最为忙碌；一个人可以把手指着心口，向全世界宣告——‘动博士公堂，国家就垮台！’
我留心听着这一切；虽然，我得说，我心里有些怀疑国家是否真像斯本罗先生说的那样欠博士公堂那么大的情，但我还是恭敬地服从他的意见。关于那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我谦虚地觉得那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完全解决了问题。直到今天这一刻，我始终没能战胜那蒲式耳小麦。它一再出现，要消灭我，贯穿我的一生，与各种各样的题目联系在一起。我现在也不确切知道，它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它有什么权利，在无穷无尽的场合把我压垮；但每当我看见我那老朋友——那蒲式耳小麦——被人连头带肩地抬进来时（我注意到他总是这样），我便把一个题目当作没救了。
这是一个题外话。我不是那种敢动博士公堂、让国家垮台的人。我以沉默恭顺地表示，我同意我这位在年龄和学识上都高我一筹的人所说的一切；然后我们谈论《陌生人》和戏剧，还有那几匹马，一直来到斯本罗先生的大门口。
斯本罗先生的房子有一座可爱的花园；虽然那不是赏园的最佳时节，但花园打理得如此精美，我简直心醉神迷。有一片迷人的草坪，一丛丛树木，还有一条条透视的步道，我在暮色中依稀辨认得出，上面架着格子棚架，在生长的季节里灌木和花卉攀附其上。“这儿就是斯本罗小姐独自散步的地方，”我想。“天哪！”
我们走进那灯火通明、令人愉快的房子，来到一个门厅，那里挂着各式各样的帽子、便帽、大衣、格子呢披肩、手套、马鞭和手杖。“多拉小姐在哪里？”斯本罗先生问仆人。“多拉！”我想。“多美的名字啊！”
我们转进附近一个房间（我想就是那个因棕色东印度雪利酒而出了名的早餐室），我听见一个声音说：“科波菲尔先生，我的女儿多拉，还有我女儿多拉的知心朋友！”那无疑是斯本罗先生的声音，但我没有听出来，我也不在乎那是谁的声音。一切在一瞬间就完了。我实现了我的命运。我是一个俘虏，一个奴隶。我爱多拉·斯本罗爱得神魂颠倒！
对我来说，她超乎凡人。她是一个仙女，一个气精，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是没有人见过的什么东西，是一切人想要的一切。我一下子就沉入了爱情的深渊。没有在边缘稍作停留；没有向下看，也没有回头看一眼；我还没清醒到能跟她说一句话，就已经一头栽了下去。
“我，”当我鞠过躬、含糊地咕哝了些什么之后，一个我十分熟悉的声音说道，“以前见过科波菲尔先生。”
说话的并不是多拉。不，是那位知心朋友，默德斯通小姐！
我想我并没有十分惊讶。据我判断，我已经没有什么惊讶的能力剩下了。物质世界里除了多拉·斯本罗，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东西。我说：“您好，默德斯通小姐？我希望您身体好。”她回答说：“很好。”我说：“默德斯通先生好吗？”她回答说：“我兄弟身体健壮，多谢您关心。”
斯本罗先生，我想他是看到我们彼此认识而感到惊讶，这时插进话来。
“我很高兴发现，”他说，“科波菲尔，你和默德斯通小姐已经是老相识了。”
“科波菲尔先生和我自己，”默德斯通小姐带着严峻的镇定说，“是亲戚。我们曾略有过交往。那是在他童年的时代。此后环境使我们分开了。我已经认不出他了。”
我回答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认出她来。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默德斯通小姐好心，”斯本罗先生对我说，“接受了这个职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做我女儿多拉的知心朋友。我的女儿多拉不幸没有母亲，默德斯通小姐便热心做了她的伴侣和保护人。”
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默德斯通小姐，就像那种叫做救生器的小口袋器械一样，与其说是为保护而设计，不如说是为攻击而设计。但既然除了多拉之外，我对任何题目都只有一闪而过的念头，我便立刻向她瞥了一眼，心里想着，从她那漂亮而任性的神态中可以看出，她并不十分愿意跟她的伴侣和保护人特别知心——这时铃声响了，斯本罗先生说这是第一遍开饭铃，便带我去换衣服。
在那种恋爱状态中，还要换衣服，或者做任何行动方面的事情，未免有点太荒唐了。我只能坐在炉火前，咬着旅行包的钥匙，想着那迷人的、少女般的、明眸皓齿的可爱多拉。她的身段多么美，她的脸庞多么美，她的举止多么优雅、多变、令人陶醉！
铃声很快又响了，我只得手忙脚乱地胡乱换了衣服，而不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希望的那种仔细打扮，然后下了楼。有几位客人。多拉正在跟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说话。尽管他头发灰白——而且还是曾祖父，因为他自己这么说的——我还是疯狂地嫉妒他。
我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啊！我嫉妒每一个人。我无法忍受有人比我更了解斯本罗先生的想法。听见他们谈论我没有参与的事情，对我是一种折磨。当一个十分和蔼可亲、脑袋光亮光滑的人隔着餐桌问我，那是不是我第一次见到那园子时，我真恨不得对他做出某种野蛮而报复性的事情来。
我不记得当时有谁在场，除了多拉。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吃了什么晚饭，除了多拉。我的印象是，我完全是靠多拉当饭吃的，有五六盘菜我动都没动就送回去了。我坐在她旁边。我跟她说话。她有最悦耳的小嗓子，最欢快的小笑声，最可爱最迷人的小姿态，这些不知让多少迷途的青年陷入了无望的奴役。她整个人相当娇小。我想，那就更加珍贵了。
当她跟着默德斯通小姐走出房间时（席上没有别的女客），我陷入了遐想，只是被一个残酷的担忧打断了：默德斯通小姐会在她面前说我坏话。那位脑门光亮的和蔼可亲的人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我想是关于园艺的。我好像听见他说了好几次“我的园丁”。我似乎对他极其专注，但其实我一直在伊甸园里同多拉漫步。
当我们走进客厅时，默德斯通小姐那阴沉疏远的神态，使我担心她会在我心之所系的那个人面前诋毁我，这种忧虑又复活了。但我的担忧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解除了。
“大卫·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小姐说，招手把我叫到一扇窗前。“说句话。”
我单独面对默德斯通小姐。
“大卫·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小姐说，“我不必详谈家庭情况了。那不是个吸引人的话题。”“远远不是，小姐，”我回答。
“远远不是，”默德斯通小姐附和道。“我不想重提过去的嫌隙，或者过去的种种冒犯。我曾受到一个人的冒犯——一个女性，我为我的性别感到遗憾——她一提起来就令人鄙夷和厌恶；所以我还是不提她为好。”
我替姨妈感到非常愤慨；但我说，如果默德斯通小姐愿意，当然还是不提她为好。我又补充说，我不能听着别人不敬地提起她而不以决断的语气表示我的意见。
默德斯通小姐闭上眼睛，轻蔑地歪了歪头；然后慢慢睁开眼，继续说：
“大卫·科波菲尔，我不打算掩饰这一事实：我在你童年时曾对你形成过不好的看法。那也许是个错误的看法，也许你已经不再配得上那种看法了。这不是我们现在之间的问题。我属于一个我相信是以某种坚定著称的家庭；我不是环境或变化的产物。我可能对你有我的看法。你可能对我有你的看法。”
我也歪了歪头。
“但不必，”默德斯通小姐说，“让这些看法在这里发生冲突。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各方面的缘故，还是不冲突为好。既然人生的机缘让我们再次聚在一起，而且可能还让我们在其他场合相遇，那么我要说，让我们在这里以疏远的熟人相待吧。家庭情况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让我们只在这种基础上见面，而且你我之间完全不必把对方当作议论的话题。你赞成这一点吗？”
“默德斯通小姐，”我回答说，“我认为你和默德斯通先生过去残酷地对待过我，对我母亲也非常不仁慈。只要我活着，我永远都会这样想。但我完全同意你的提议。”
默德斯通小姐又闭上眼睛，低下头。然后，用她那冰冷僵硬的手指指尖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便走开了，整理着她手腕上和脖子上的小锁链；那些锁链似乎跟我上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这些锁链使我想起监狱门上的铁链，让我想到默德斯通小姐的本性；它们在门外向所有旁观者显示着门内等待着的是什么。
关于那天晚上其余的时间，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听见我心中的女皇用法语唱了迷人的情歌，大意是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应该跳舞，塔拉拉，塔拉拉！她用一种像吉他而更加华丽的乐器为自己伴奏。我陷入了极乐的恍惚之中。我拒绝了茶点。特别是，我的灵魂对潘趣酒避而远之。当默德斯通小姐把她看管起来带她离开时，她微笑着把那只美妙的手伸给我。我在镜子里瞥见自己，看起来一副十足的白痴和傻瓜样。我怀着一种极其感伤的心情上床睡觉，在一阵软弱的迷恋危机中起了床。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时间还早，我想去那些铁丝拱形步道上散步一番，让对她的形象的回味来滋养我的恋情。穿过门厅时，我遇见了她的小狗，名叫吉普——是吉普赛的简称。我温柔地走近它，因为我连它也爱；但它龇出满嘴的牙，特意钻到一把椅子底下朝我汪汪叫，对任何亲近的表示都不肯接受。
花园里凉爽而幽静。我四处走着，想着如果我能同这位亲爱的奇迹订婚，我将会感到多么幸福。至于结婚啦、财产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相信我当时几乎像我爱上小爱米丽时一样天真无邪、毫无图谋。能被允许叫她“多拉”，给她写信，疼爱她、崇拜她，有理由认为当她跟别人在一起时心里还惦记着我，这在我看来就是人类野心的顶峰——我相信那也是我野心的顶峰。毫无疑问，我是个无精打采的年轻傻瓜；但这一切之中有着一颗纯洁的心，使我至今回想起来不至于完全轻蔑，尽管我可以随便笑。
我走了没多久，拐过一个弯，便遇见了她。我的回忆拐过那个弯时，我又从头到脚一阵战栗，我的笔在手中发抖。
“您——起得——真早，斯本罗小姐，”我说。
“待在家里太闷了，”她回答说，“而且默德斯通小姐真荒唐！她说我出来之前必须让空气先透透，讲这种无聊的话。透透空气！”（说到这里，她用最悦耳的方式笑了起来。）“星期天早上，我不练琴，总得做点什么。所以我昨晚跟爸爸说了，我一定要出来。再说，这是一整天里最明亮的时刻。你不觉得吗？”
我冒险大胆试了一句，说（不是不结巴地）那一刻对我来说十分明亮，虽然一分钟前还十分黑暗。
“你是在说恭维话呢，”多拉说，“还是天气真变了？”
我比以前结巴得更厉害，回答说我不是说恭维话，而是说的实话；不过我并没有觉察到天气有什么变化。变化的是我自己的心境，我羞怯地补充说：算是把这解释说完整了。
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鬈发——我怎么能见过呢，因为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鬈发！——她摇着那些鬈发来掩藏她的脸红。至于那顶戴在鬈发上的草帽和蓝色缎带，要是我能把它挂在我白金汉街的房间里，那将是多么无价的珍宝啊！
“您刚从巴黎回来，”我说。
“是的，”她说。“你去过那里吗？”
“没有。”
“哦！我希望你很快去！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深切的痛苦痕迹出现在我的面容上。她竟然希望我去，她竟然以为我有可能去，这是无法忍受的。我贬低巴黎；我贬低法国。我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世俗的考虑都不能让我离开英国。什么也不能引诱我。总之，她又摇起鬈发来了，这时那条小狗沿着步道跑来，给我们解了围。
它对我嫉妒得要命，执意朝我汪汪叫。她把它抱在怀里——哦，天哪！——抚弄它，但它还是执意汪汪叫。我试着摸它，它不让；于是她就打了它。看到她拍打它那扁平的鼻梁作为惩罚，而它眨着眼睛，舔着她的手，喉咙里仍然嗡嗡作响，像一把小低音提琴，这大大加深了我的痛苦。最后它安静下来了——她的下巴颏儿带着酒窝抵在它头上，它当然应该安静了！——我们便走开去看一座温室。
“你跟默德斯通小姐不太亲密，是吗？”多拉说。——“我的宝贝。”
（后面两个字是对狗说的。哦，要是对我说该多好！）
“不，”我回答说。“一点也不。”
“她是个讨厌的家伙，”多拉撅着嘴说。“我真不明白爸爸当时是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个令人烦恼的东西做我的伴侣。谁需要保护人？我肯定不需要保护人。吉普保护我比默德斯通小姐强得多——对不对，吉普，亲爱的？”
她亲了亲它那圆球似的脑袋时，它只是懒洋洋地眨眨眼。
“爸爸叫她我的知心朋友，但我肯定她根本不是——是不是，吉普？我们不会向这种凶巴巴的人吐露心事的，吉普和我。我们打算把信任交给自己喜欢的人，自己去找朋友，而不是让别人替我们找——对不对，吉普？”
吉普发出一种舒服的声音作为回答，有点像茶壶唱歌时的声音。至于我，每句话都是一堆新的锁链，锁在原有的锁链之上。
“真是太难了，因为我们没有一位仁慈的妈妈，就得让默德斯通小姐这样一个阴郁的、愁眉苦脸的旧东西来代替，总是跟着我们转——是不是，吉普？没关系，吉普。我们不会跟她交心，我们要尽量让自己快乐，气气她，不让她称心——对不对，吉普？”
如果再继续下去，我想我一定会在石子路上跪下，面前摆着磨破膝盖、然后马上被赶出大门的可能。但幸运的是温室不远，这些话把我们带到了那里。
温室里满是美丽的天然葵，颇为壮观。我们在花前漫步，多拉常常停下来欣赏这一株或那一株，我也停下来欣赏同一株，多拉笑着，孩子气地把狗举起来闻花；如果我们三个不是都在仙境里，那至少我是在仙境里。一片天竺葵叶子的香气，至今还会让我带着一种半可笑半认真的惊奇，想知道一刹那间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我便看见一顶草帽和蓝色缎带，一大堆鬈发，还有一条小黑狗被两只纤细的手臂举起来，衬着一丛丛花朵和亮晶晶的绿叶。
默德斯通小姐一直在找我们。她在这里找到了我们；把她那不相投的脸颊——皱纹里扑满了发粉——伸给多拉去吻。然后她挽住多拉的胳膊，把我们押进早餐室，好像是一场士兵的葬礼。
我喝了多少杯茶，因为是多拉沏的，我不知道。但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坐在那里狂灌茶，直到我的整个神经系统——如果那时我有神经系统的话——一定都完了。不久我们去教堂。在长凳上，默德斯通小姐坐在多拉和我之间；但我听见她唱歌了，会众们消失了。有人讲了一篇道——当然是关于多拉的——恐怕这就是我对那次礼拜所知道的全部了。
我们过了安静的一天。没有客人，散了一次步，四个人吃了一顿家庭晚餐，晚上翻阅书籍和图画；默德斯通小姐面前放着一篇说教文，眼睛盯着我们，警惕地看守着。啊！那天晚饭后斯本罗先生用手帕盖着头坐在我对面，他哪里想得到，我在想象中正热切地拥抱他，把他当作我的岳父！他夜里同我告别时，哪里想得到，他刚刚完全同意了我跟多拉订婚，而我正在为他祝福！
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了，因为海事法庭有一个海上救助案件要开庭，需要对整个航海学有相当精确的知识，在那方面（博士公堂里的人不能指望懂得多少那些事）法官恳求两位老资格的领港公会领港员，发发慈悲，来帮他一把。不过，多拉还是坐在早餐桌旁又沏了茶；当她站在台阶上，怀里抱着吉普时，我从马车里向她脱帽致意，这给了我一种忧郁的快乐。
那天海事法庭对我算什么呢；我听我们的案件时，心里把它搞成了一团怎样的胡说八道呢；他们放在桌上的银桨——那高等管辖权的象征——的桨叶上，我怎样看见了刻着‘多拉’两个字呢；当斯本罗先生没有带我一起回家时（我曾有过一个疯狂的希望，以为他会带我回去），我怎样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水手，我所属于的那艘船已经扬帆而去，把我留在了荒岛上呢；这一切我将不做徒劳的努力去描述。如果那个昏昏欲睡的古老法庭能够醒来，以任何可见的形式呈现出我在那里做过的关于多拉的白日梦，它将会道出我的真情。
我指的不只是那一天所做的梦，而是日复一日，一周又一周，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我到那里去，不是去听审，而是去想多拉。如果说我曾对那些在我面前慢慢拖过的案件赋予过任何想法的话，那也只是在婚姻案件中（想起了多拉）纳闷，结了婚的人怎么可能不幸福呢；以及在遗嘱检验案件中考虑，如果那笔有争议的钱留给了我，我应该立刻为多拉采取的最重要步骤是什么。在我陷入情网的第一个星期里，我买了四件华丽的背心——不是为自己买的；我对它们毫无自豪感——是为多拉买的——并且开始在街上戴草黄色的小山羊皮手套，还为我此后所有的鸡眼打下了基础。要是我那时穿的靴子能拿出来跟我脚的自然尺寸比较一下，它们将会以极其感人的方式显示出我当时的内心状态。
然而，尽管我为了向多拉致敬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可怜的跛子，我还是每天走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希望见到她。我不仅很快在诺伍德路上像那条路上的邮差一样为人熟知，而且我还遍布伦敦各处。我在那些女士用品最好的商店所在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我像一个不安的幽灵一样在商场里游荡，我在公园里一次又一次地拖着疲惫的脚步走，直到筋疲力尽。有时候，经过漫长的间隔，在难得的场合，我看见了她。也许我看见她的手套在马车窗口挥动；也许我遇见她，陪她和默德斯通小姐走一小段路，同她说几句话。在后一种情况下，事后我总是非常痛苦，想着我没有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或者她根本不知道我的痴情有多深，或者她根本不在乎我。我总在期盼着，可以想见，再一次收到斯本罗先生家的邀请。我总是失望，因为我没有收到任何邀请。
克鲁普太太一定是个有洞察力的女人；因为当这段恋情才几个星期，我甚至还没有勇气对艾格尼斯比明说我去过斯本罗先生家——‘他家里有一个女儿，’我补充说——更详细地写信时；我说克鲁普太太一定是个有洞察力的女人，因为即使在那样早的阶段，她就发现了。一天晚上，当我情绪十分低落时，她上楼来找我，问她（因为她那时正受着我提到的那种病的折磨）能不能给她一点豆蔻酊配大黄，再加七滴丁香精华，那是治她那种病最好的药；——或者，如果我手边没有这种东西，给一点白兰地也行，那是次好的。她说，白兰地不那么合她的口味，但那是次好的。因为我从没听说过第一种药，而第二种药我柜子里总是有，我便给了克鲁普太太一杯第二种药，她（为了让我不会怀疑那药被派了什么不正当的用场）当着我的面开始喝起来。
“振作起来，先生，”克鲁普太太说。“我不忍看您这样，先生：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
我不太明白这个事实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我尽可能慈祥地对克鲁普太太笑了笑。
“得了，先生，”克鲁普太太说。“请原谅。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先生。有一们小姐在里头。”
“克鲁普太太？”我回答，脸红了。
“哦，上帝保佑您！打起精神来，先生！”克鲁普太太说，点着头鼓励我。“别说死心的话，先生！要是她不对您笑，还有许多人会对您笑呢。您是一位该受人笑脸相迎的年轻绅士，科波菲尔先生，您得知道您自己的价值，先生。”
克鲁普太太总是叫我科波菲尔先生：第一，无疑是因为那不是我的名字；第二，我想，是在某种模糊的跟洗衣日有关联的印象里。
“您凭什么猜想有什么年轻小姐在里头呢，克鲁普太太？”我说。
“科波菲尔先生，”克鲁普太太带着极大的感情说，“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
有一阵子，克鲁普太太只能把手按在她那南京棉布胸脯上，小口喝着药来抵御疼痛的复发。最后她又开口了。
“您亲爱的姨妈给您置办现在这套家具的时候，科波菲尔先生，”克鲁普太太说，“我的话就是，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我可以关心的人了。‘感谢上天！’当时的话就是这个，‘我现在找到了一个我可以关心的人了！’——您吃得不够，先生，喝得也不够。”
“您就是凭那个来推断的吗，克鲁普太太？”我说。
“先生，”克鲁普太太用一种近乎严厉的口气说，“我除您之外还服侍过别的年轻绅士。一位年轻绅士可能对自己过于小心，也可能对自己过于不小心。他可能把头发梳得太整齐，或者太不整齐。他可能穿太大的靴子，或者太小的靴子。这要看这位年轻绅士原来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了。但是无论他走到哪个极端，先生，两种极端里头都有一们年轻小姐。”
克鲁普太太如此坚决地摇了摇头，使我没有一寸余地可以回旋了。
“就是您之前死在这里的那位绅士，”克鲁普太太说，“就是爱上了——一位酒吧女招待——于是立刻把背心收紧了，尽管因为喝酒已经胀得不得了。”
“克鲁普太太，”我说，“我必须请您不要把我这桩事里的年轻小姐跟酒吧女招待或诸如此类的人联系起来，如果您愿意的话。”
“科波菲尔先生，”克鲁普太太回答说，“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不会那样的。如果我多嘴了，我请您原谅。我从来不愿意在不受欢迎的地方多嘴。但您是一位年轻绅士，科波菲尔先生，我对您的忠告是，振作起来，先生，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知道您自己的价值。如果您能找点什么玩玩，先生，”克鲁普太太说，“比如说打打九柱戏，那是一种健康的运动，您会发现它能分散您的注意力，对您有好处。”
说完这些话，克鲁普太太假装非常小心地捧着那白兰地——其实已经全喝光了——用一个庄严的屈膝礼向我道了谢，便退了出去。当她的身影消失在门道的阴暗处时，这番忠告在我心中确实呈现出克鲁普太太有些冒昧的色彩；但与此同时，我也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它，把它当作一句对聪明人的忠告，并且是一个今后要更好地保守秘密的警告。
“Stories of the world, in your language.”